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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的共鸣 　　摘 要：19世纪在俄罗斯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在中国诞生的昌耀在生平经历、情感追求、精神气质等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昌耀也声称对陀氏作品的大力推崇。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昌耀的文风与陀氏的文风越来越契合，荒诞感的倾向、双重性与病理性人格的出现和对城市的另一种描写可以说是受到陀氏文风的影响的端倪，尤其是陀氏的《地下室手记》，这本书可以说是两人文风产生契合的切入点。而昌耀受陀氏真正影响的深层次原因是陀氏直面人生的精神给予沉默的昌耀心灵上的震撼，从这点上看，陀氏可以称得上是昌耀的精神导师。 　　关键词：昌耀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诗文 影响 深层原因 　　19世纪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产生了一位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生命运坎坷，1849年因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和传播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被反动当局逮捕，而流放西伯利亚，并开始四年的苦役和五年的流放生活。而在20世纪的中国同样诞生了一位经受生命捶打的文学家――昌耀，1957年因为诗歌获罪在青海荒原上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流放。似乎一个多世纪，他们的人生形成一个轮回，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相通之处。 　　对于爱情，昌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的一生与婚姻状况都能引起我的同感或共鸣”，尤其羡慕陀氏与安娜幸福的婚姻生活，他在对一位女友写的信中用《白夜》W耶夫对一位小姐的一腔热忱表达自己的心意，同时在信的末尾直接署名“W耶夫”;①731两人也都由于政治获罪遭到流放;面对苦难，两人都坚韧不屈。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苦难并努力地在苦难中寻找幸福，甚至认为苦难能净化一切;昌耀认为命运是早已决定了的，并不再对已罹受的灾难愤懑，而是在高原民族身上获得了爱的新生。 　　但陀氏可以称得上是昌耀的精神导师。面对流放、被监禁的生活，陀氏虽苦闷但却显得更加直面残忍、更加痛快淋漓。他用一个被流放的罪犯戈梁奇科夫的遗稿记述了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生活，这些其实是他本人的经历，他敢于多年之后又重新揭开曾经的伤疤，并且描写得如此细致全面、冷静客观，仿佛真的在描写他人的痛苦一样（《死屋手记》）。陀氏还差点上了绞刑架，受到死亡的威胁可以说比昌耀受到的还要咄咄逼人。在陀氏其他一系列小说中他主要描绘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痛苦，他们被物质或被精神所折磨，虽然其中有他自己的影子，但是他更多的是将自己的痛苦忘却，转向于描写社会，描写生存着的人们的生活。而昌耀获罪流放的伤痛自始至终都伴随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伤痛让他一直心有余悸，并使他的诗歌染上忧郁的色彩。他承认和接受自己的过去并将其转化为西部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反映那个时代，而是在内心迂回地沉积，使得他的诗文具有很强的内倾性。那么昌耀面对陀氏这样的精神巨人有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昌耀的确多次提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崇，在谈论陀氏的作品时昌耀带有一种激动的语气，称赞陀氏为天才，陀氏的作品让他感到“心灵随着淌血”的震撼，甚至“比鲁迅还要不留情面”。①740这些评价主要出现在他的个人传序、友人书信、友人谈话中，一本《地下室手记》他至少向三位友人热烈推荐，并在《读书，以安身立命》这篇文章中强调这本书对其精神上的震撼。而昌耀阅读这本书的时间大致在1991年，这段时间左右他又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爱情》，忆起了曾经阅读的陀氏的《穷人》和《白夜》。①740我们发现90年代昌耀的诗文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风格又与陀氏的文气、文脉越来越契合，而这种契合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昌耀的文风倾向于荒诞感 　　昌耀获罪前的诗歌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描写青海高原的美景;罹难中与复归后诗歌以描写西北的风土与人情为主，这是他诗歌灵感来源与灵魂寄托之处。复归后的作品增加了经过生命洗练后的一种苍凉悲壮，例如《大山的囚徒》;但他的“夜行在西部高原/我从来不曾觉得孤独”（《夜行在西部高原》），在哈拉库图人炼铁与婚姻的成功中感到庄重的幸福（《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依旧充满本土生命经验和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诗文风格突然逆转，诗情是在生命的倦怠中展开，“无话可说/激情先于本体早死”（《生命体验》），“我感到疲倦……”（《诗章》），但这些倦怠感似乎是脱口而出，并能被我们所觉察;90年代左右，诗人的心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诗人在社会中越来越尴尬的处境（《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勿与诗人接触》）、经济的拮据，以及面对时光的流逝、死亡的威胁，诗人越来觉得生活的孤独与荒芜。这种孤独与荒芜的感觉并不全是像80年代后期一样脱口而出，而是欲脱口而出而又欲言又止，利用自审的姿态、梦幻的形式，表述痛苦、矛盾的心情，从而使他的诗文更具荒诞感，具有了现代派的姿态，让人难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