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剧理论剖析.doc

第三节、清代戏剧理论 　　 元代杂剧的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明代中叶到清初，传奇的创作又进入鼎盛时期。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地得到发展。明徐渭的《南词叙录》批判了从《香囊记》以来“以时文为南曲”的倾向；而要求戏曲能“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臧懋循的《元曲选后序》论曲推重“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的“行家”，而认为“出入乐府，文采焕然”的“名家”不足贵；都在戏曲创作倾向方面提出有益的意见。王骥德的《曲律》不仅在音律、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提出了宝贵的论点，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同时李贽、冯梦龙等的评点本又结合作品的人物、关目、曲白等加以评论，多所发明。到清代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更多，然而多集中的韵律、词藻和本事考证等方面，在创作实践和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较多可贵意见的当推李渔。 李渔（公元1610年―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人，别号湖上笠翁。他的前半生，正遇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原来家境优裕，亭台楼阁，因屡遭烽火，荡然无存。年轻时期的享乐生活，成为昨日幻梦：“尊前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最喜此堂人照旧，簪花老鬓未成霜。”其乐可知。这种生活养成他豪放舒展的性格。但生活的巨变，使他备尝忧患穷愁。为了生活，必须改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南京别业芥子园，开“芥子园”书铺卖书，卖诗文。组织家庭戏班，几十口人流动演戏，走了大半个中国，李渔当班主，自编自导，流动于达官贵人中，觅钱口。这使他在一定范围内跳出了文人的圈子，戏剧成了谋生的手段，专心一意地搞编导。生活的不幸却成就了他，让他为戏剧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说：“作文之事，贵在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一切生路全绝，便专在戏剧上了，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专”是李渔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晚年64岁（公元1678年）时，全家定居杭州西子湖畔，5年后贫困而死。 　　 李渔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他兼具商人和文人双重身份，而且他能将这双重身份较好地结合起来。他显然非常在意取悦各个层次的读者，不论穷人富人、男人女人、他希望能将他们通通纳入自己精心构造的“闲情大厦”中去。他的作品所讨论的内容十分贴近生活，语言也很简明，这使他颇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他又十分注意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富有新意的思想去吸引那些文人雅士。也正因如此，他得以成为那个最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编辑了杂著集子《一家言》，死后50年（公元1730年），雍正八年，有人编其诗文、杂著全集名《笠翁一家言全集》，其中包括《闲情偶寄》。《偶寄》又包括词曲、演习、居室、器物、饮馔、种植、颐养等部分。他还著有《窥词管见》，是论词的，22则，见解精彩。还写过传奇18种或曰16或15种，流行的是《笠翁十种曲》。其中只有《蜃中楼》、《比目鱼》较好；其中的《风筝误》即京剧《凤还巢》的底本。写过平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另名《连城璧》或曰《肉蒲团》。《闲情偶寄》内容博杂， 其中的“词曲部”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中的里程碑。《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闲情偶寄》提供了中国古代较早较有系统的戏剧理论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对戏剧特性的新的、甚至是归结性的认识。　　 　　 在李渔的著作中，《闲情偶寄》是他最为满意的一种。他在与朋友的信中曾提到：“弟以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每束高阁而未印。独《闲情偶寄》一书，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此书写于康熙十年（1671），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其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结晶，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五四”时期，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此书均十分推崇，如周作人《知堂书话?花镜》称其“文字思想均极清新”，“都是很可喜的小品”，“有自然与人事的巧妙观察，有平明而又新颖的表现”。 　　 《闲情偶寄》共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八部，论及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器玩古董、饮食烹调、竹木花卉、养生医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丰富，立论新颖，语言平实，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和生活审美情趣，堪称为一部中国古代生活的小百科全书，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实用价值。 　　 中国古代文人的自我意识，在晚明以后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长期以来，文人深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的禁锢，不能随便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观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立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塝，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自我的需求首先必须服从于封建正统秩序。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情的倾向（宋以后更加明显），他们常常把个人的休闲生活视为消磨意志的兴水猛兽，即使偶尔在词曲中提及，也往往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重视的是所谓“养气”“载道”刺时讽世之作，而不是灵动飞跃、清新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