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冬翻译学论文.docVIP

论建构主义翻译学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翻译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翻译活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相当长的历史。在上千年的翻译活动中，人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翻译的内容和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以及研究翻译的视角、观念等都在不断变化。 我国翻译学的研究已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演变，即语文学似的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和解构主义的多元化的研究。而对翻译学机体结构模式的选择反映着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的认识。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所选择的是译者主体模式的结构框架。他们认为译文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天资禀赋，否认理论的作用，排斥客体的因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以文本结构的客体模式为结构框架，他们否认译者主体的作用。这一模式迷信语言的工具理性，强调结构的自足性。而在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中，虽然摆脱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束缚，走向了主体间的对话，但其机体结构的框架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缺乏主干的多元开放的结构框架，或是失去制约的主体对话模式。 吕俊为翻译研究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即建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结构——解构——建构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使西方语言学走出老式修辞学并进入了结构时代，同时索绪尔还是符号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符号学理论使西方人文科学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大趋势，文、史、哲以至自然科学无不在符号系统学的影响下派生出二十世纪的诸多的新的学派。因此语言的结构理论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人类思维一次大突破的一个跳板。索绪尔从希腊时期借来“符写”一词，但去掉了它的神秘色彩，使得它成为一个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的一个科学的、具体的、独立的并且是有自己系统的词。索绪尔的符号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并非神或人的理性的产物、索氏的符号学的诞生符合二十世纪人类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精神，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走出神权时代后的进一步深化运动、由于索氏语言学符合这一时代的精神，其激起二十世纪西方语言意识的话跃是必然的。雅格布森的语音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克利斯蒂娃的符号学及罗兰·巴特的符号批评学等，都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带动下产生的二十世纪重要学派。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西方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及罗格斯对思维的控制。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解构主义，有人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怀疑一切，颠覆权威，把世界荒诞、无序的一面暴露给人们，想让人们充分了解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所谓世界的“本来面日”、解构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但它却是对旧的理性进行反思的理论。它可以打破原来的结构，让人们去剖析这一结构或系统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去发现它们都隐含了什么，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 并让它们去与外部要素进行可能性的自由组合，从而打破原系统的一元性规定，开敞多元可能的大门。同时，它还可以让人们去反思旧理性的思想基础与哲学基础，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其合理性依据。当解构主义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与它所反对的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倾向，即理性危机。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学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所需要的理论。 所谓建构的翻译学，是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 并把这一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来建构。建构的翻译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翻译研究范式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和“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研究模式等方面。主干是指言语学，它是以语言学为重点的动态模式。多元丰富是与主干相关的，或者说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诸因素与翻译关系的规律性研究。 建构主义翻译观是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为指导，通过比较和批判说明了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的异同，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认识观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要建立翻译学，就必须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吕俊先生所引介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普遍语用学”，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理论，它要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同时也不满于解构主义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及非理性思潮的极度泛滥。“交往行为理论”虽然针对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但他认为社会的合理化取决于交往的合理化，而语言是交往的媒介，所以他的理论首先是对语言的关注。“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翻译学建构的重要指导性理论。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的系统，而忽视言语问题，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有规律性的结构性系统，而言语仅是个人现象，它不受规律制约，不可以进行规律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言语才是实际交往中所使用的，它的单位是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