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词语活用.docVIP

鲁迅的词语活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鲁迅的语言艺术具有丰富的内涵，仅从修辞的角度讲，其语言艺术不仅涵盖了汉语很多的修辞技巧，而且尚有许多修辞现象至今没有得到总结与探究。词语活用是鲁迅修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抵包括: 色彩的活用，词类的活用，搭配的活用，结构的活用等几种类型。词语活用常与各种修辞格相交叉，例如修辞学中常说的“选词”、“寻常词语的艺术化”、大词小用、小词大用，以及仿词、反语、比拟、拈连、移就等等词格都可能与词语活用现象发生交叉。而这并不奇怪，因为对于同一种语言现象，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与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词语活用具有综合性。 词语活用既然具有综合性，而不是一般的、单一的修辞格，则其修辞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于一般的修辞格。大致说来，其修辞效果是扩大了词语的适用范围，提高了词语的表现力，增加了词义的容量，因此它除了具有普通词格的生动形象的特点之外，尤其具有讽刺性和幽默感。而这也正是鲁迅文学上的讽刺与幽默特点在语言艺术上的体现。 二贬义褒用与褒义贬用 语言的色彩主要包括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两个方面，这里要讲的是感情色彩。感情色彩又称褒贬色彩。褒贬色彩的活用包括贬义褒用和褒义贬用两类。而这两种辞格实际上就是“反语”辞格，其中贬义褒用又称“愉快性反语”，褒义贬用又称“讽刺性反语”。 ( 一) 贬义褒用( 愉快性反语)就是以反面的、否定的词语来表现正面的肯定的事物，实际上是一种愉快性的反语。我们常常在鲁迅的作品中看到鲁迅以贬义词来表述他自己的革命的正义行为，有的例子则简直就是自贬乃至自骂，是典型的贬义褒用。例如： 中国现今文坛( ? ) 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作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一七》) 我滚出中大以后，似乎曾寄两信，一往道圩，一往杭，由郑介石转。(《书信·270530致章廷谦》) 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三闲集·通信》) 把以《莽原》为阵地进行思想革命，揭露、批判旧社会，说成“以《莽原》起哄”，十分幽默; 把因营救“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被捕学生不成愤而离开中山大学称作“滚出中大”，表达了鲁迅对“四一五”大屠杀的愤激之情; 末例的“我坏起来”也是对恶势力的愤激之言。 类似的例子如称自己的文章“滑头”、“油腔滑调”等，表现了鲁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白色恐怖时代不得已采取曲折手法的苦衷: 夜间做了这样的两篇，虽较为滑头，而无聊也因而殊甚…… 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但能否如愿，却未详也。(《书信·330607 致黎烈文》) ( 二) 褒义贬用( 讽刺性反语)是用表示赞扬的肯定意义的词语来表达批判的否定意义的修辞手法，称为褒义贬用，实际上就是讽刺性的反语，是反语的主要形式。 因为鲁迅的作品特别是杂文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批判旧社会、旧事物的，而反语的效果正是表示讽刺、批判的，因此反语就成为鲁迅作品特别是杂文中最常用的辞格。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 。 例子;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 ’‘是，挂旗! ’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呐喊·头发的故事》)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热风·估〈学衡〉》)。 他们父子的一生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彷徨·孤独者》 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书信·350826致唐弢》)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且介亭杂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佩服”是典型的褒义词，这里用于批判，具有幽默或讽刺意味。 “事业、工作、业绩”等词都是中性义或褒义词，而用于反面事物，就产生了讽刺意味。 在鲁迅的褒义贬用中，也有比较轻松的幽默风格的例子，例如: 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 指汉字——引者) 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将所谓“文学家”的“阿呀呀”之类语言称为“佳句”，就含有开玩笑的轻松的幽默意味。 三谓词化的语用技巧 词性的活用就是指改变词的语法属性。而具有修辞意义的词性活用系指非动态词类的用为动态词类，主要包括非动词类的动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