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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改变山东 　　清朝建立后，沿袭明代做法，规定从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河南八省征收漕粮400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漕运的运行，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历来受清朝政府重视。山东是八省漕粮的必经之地，大运河从彼时的鲁南兖州府峄县（今枣庄峄城区）台儿庄进入山东境内，转向西北过微山、昭阳、南旺、安山等湖，进入鲁西平原，最后从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纵贯山东，全长一千多里。 　　漕运鼎盛时，每年各省有漕船六千余艘沿运河北上，漕运的兴衰，也改变了山东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临清成为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商业重镇。 　　此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切断了漕运航道，清廷开始用海运取代漕运，大运河逐渐废弃。再之后，胶济铁路的开通让交通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货物的集散地开始由大运河沿线向胶济线上的诸多城市迁移，山东经济地理版图由此发生了变革。 　　漕运体制下的商业模式 　　漕运不单单是运送政府所征收的漕粮，漕船所夹带的私货以及衍生出的运销贸易是大运河沿线诸多城市商业繁盛的主要原因。 　　清代《皇朝经世文编》显示，康熙年间时，每艘漕船允许夹带货物六十石，嘉庆以后“重运粮船每船准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六石。至回空时，每船准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品六十石。” 　　在货物往来的刺激下，运河沿线城市的商业活动异常兴旺。漕船在山东的八个主要停泊点尤为明显。《道光济宁州志》显示，济宁“当河槽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民国临清县志》记载，临清“为漕运咽喉，漳河载河南粮西南来，会通河载南数省粮东南来，至州城西南与漳合，每漕船往来，西河帆樯络绎，货物盈街衢”，“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犊，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聊城、德州也不例外，商业活动均因为漕运兴盛一时。 　　漕运的兴盛还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数据显示，嘉庆时期，随船人员就达十余万人，再加上一些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人员，“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围绕着漕运而形成的各种辅助性行业，已成为当时底层百姓的一大维生途径。 　　漕运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由于大运河水源不丰，苏北、山东地势又高，明清两代都在长江以北运河节节设闸，蓄水济运。这就必然导致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和运河用水形成矛盾。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清廷必然更重视漕运。比如1840年道光帝便称：“如天时旱干，粮艘阻滞日久，是漕粮尤重于民田，应将舟、卫二河民渠、民闸暂行堵闭，以利漕运。” 　　数百年的繁荣 　　提到大运河，临清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其城市的发展与大运河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网络的评选中，临清是山东十大没落城市之一。因为在明朝时期，临清称得上是全山东的经济中心，临清钞关居是当时运河八大钞关之首。 　　临清钞关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历年间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余两，多于京师崇文门税关，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繁盛的商业活动为临清带来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生活元素，《金瓶梅》中的清河便是以临清为原型，有资料记载说，当时临清对着运河开的街道光是烟花巷就有10条，号称“十条烟花巷”。 　　各地商人也都在此汇集。客籍商人有来自南方的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州、莱州诸府的商人。其中以徽商、晋商及江浙商人为数最多，资本也最雄厚。明人曾说，临清大贾“皆侨居，不领于有司版籍”，而本境“土人列肆屈指可数”。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在临清活动的商人，大都归属于不同的商行。“行”既是商人的同业组织，又是政府管理商人的一种手段。在临清，布商有行，绸缎有行，瓷器、盐、纸等业也各有归属。如布行，明成化年间由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商人联合而成，每岁轮置“行首”一人，“司一岁出入，凡庆谒、馈献、宴饮、交际，大至货饷助公”，均由“行首主其事”。 　　较大的商行一般都有各自的专店。如纸商，店在会通河南北锅市及工部街，“商来寓店，店列字号”；茶商，店在卫河西，大者28家，小者不计；辽东客商，巨贾店主有7家，后增至13家：客店店主从客商货物中抽取一定数量的租金，“资为生业”，有些店主并兼充买卖双方的中介入，赚取佣金，亦即牙商。这种情况大约并不罕见，故所谓客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乃是这种邸、店、牙三者合一的机构。有些店主还与商人相互立有合同，甚至属于行商、坐贾合营性质，当然，有些较大的商行也可能是由客商自己在此设店的。有些店主并包纳商税，万历年间临清商税中由牙店包纳的税银为2万余两，约占商税总额的l/3。 　　除去临清，济宁也是一座不得不提的运河城市。地处大运河要冲的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