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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调对接：家事矛盾纠纷非诉调处路径解析 　　摘要：当下司法外的调解主体参与家事纠纷的调解处理的社会效果不强，诉与非诉处理矛盾纠纷的衔接机制建设不完善，导致大量家事类纠纷直接涌入法院。以应用对策的视角，依法厘清诉与非诉调解对接端口的设置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对接机制的，架构家事矛盾纠纷处理主体的多元化机制，为规避诉调“对接冲突”、建构多部门与法院联动合力的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家事矛盾；法律指导；委托调处；诉前调处 　　中图分类号：D925；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2-0072-03 　　来自民政部的一组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我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2012年全国共有310余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结婚率增幅，2013年攀升到35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另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离婚率为2.7‰，离结比约为27.8%，这意味着，每4对人结婚的同时就有1对人离婚。我国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反映了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传统家庭伦理及责任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婚姻、家庭解体及其衍生家事类矛盾逐年明显递增，这些纠纷中因财产而至情感冲突的现象也日趋明显。传统的离婚、赡养、抚养、继承等纠纷总量持续上升，新型的涉外婚姻、收养、亲子确认、婚姻无效、同居析产、探望权、涉老婚姻等纠纷不断涌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权益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家事即私事，具有隐秘性，一般人或社会组织不愿意也不应该过多干涉，其它社会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其它各方面的力量）主动参与家事纠纷的调处的意愿和能力在衰减，导致大量家事类纠纷直接涌入本应成为“最后选择处理手段”的法院来处理。但家事矛盾纠纷的解决不仅仅是辩明对错那么简单，除了诉诸法院裁判之外，还可以采取教育感化等柔性手段，从道德伦理、情感方面着手化解矛盾。从这一角度而言，法律显然不是解决家事纠纷的首选或最佳手段，法院亦非处理家事纠纷的“全能选手”。除了法院以外，其它社会力量能否更好地承担家事纠纷调处的主体并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要从微观层面考察在各个有人员、机构、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体与基层法院在调处工作中的对接、沟通及法律协调问题。 　　一、诉调主体间实现诉与非诉对接的必要性分析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问题很有可能导致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均在150万件以上，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16年已超过170多万件，约占全国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一定层面上保证了家事矛盾主体的权利救济的需求，但也一定程度上离析了家庭婚姻的稳定性，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破窗效应。 　　家事类纠纷不仅仅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它还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的一种行为，正如弗兰克?梯利在《伦理学概论》中所说：“在伦理学中，对于我们所注意的那些行为、动机、品质，我们并不关心产生它们的生理及物理的原因，所有这些行为、动机、品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之所以赋予它们某种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们与人的精神有某种联系，它们在我们心中激起特殊的道德感情和道德判断。”家事矛盾纠纷的伦理性这一特性，使得当事人基于身份的缘故，其诉求不可避免地常带有情感色彩及某种自我道德的评价或预判，因而纯法律的理性并不是解决该类纠纷的唯一和最好的办法，有时候用思想教育、亲情感化、道德评价的办法更能消弥家事矛盾。正如此，最高院在其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建全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诉调对接的法律理论，寄望通过诉调对接将既独立而又有功能联系的终端主体进行融合对接、固定、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以期在解决家事矛盾纠纷中发挥最大的效能。该《意见》指出：建立该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应该说，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充分肯定了法院与其它社会主体（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力量）联动处理纠纷的必要性。 　　从该意见的所涉范围和具体内涵来看，诉调对接涵盖了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以及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范围。在这些范围中，具体到具有伦理基础的家事矛盾纠纷，从手段的应用上看，法院以及其它社会主体可以根据其社会功能、职责的不同，除了采取释法说理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