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doc

一 　　问：黄先生，您好，您是我钦佩的前辈学者，在宋史研究、电子文献的数位化以及推动宋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学界，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所崇敬。这次能有机会访问您，并再次聆听您的教益，我感到十分幸运。那么，先请您从生长和求学经历谈起，可以吗？ 　　答：我出生在台湾宜兰的乡下。从小家境非常艰苦，要做许多劳力的工作，也想了很多自谋生活的方式。上高中后，对社会很关心，想要改造社会，所以参加台湾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中国青年自觉运动推行会。从高一到高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从宜兰中学的总干事，一直当到宜兰分会的会长。因此忽略了课业。到高三，才又认真读书，后来考上中兴大学。 　　我是中兴大学历史系第一届的学生，曾担任历史学会的总干事，经常要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成立了一个社团。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验是很可贵的。 　　我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在求学过程中，很多老师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与影响。大学时期是我学术的启蒙期，当时受到孙克宽、李毓澍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很大。我的家庭环境不好，为了赚钱，寒暑假就去打工，做盖房子、挑沙子、砖石等苦力的工作。李毓澍老师为使我专心读书，让我在暑假去中研院当他的助理，不仅获得经济支持，也有机会看了许多学术专著。 　　我学宋史则是受孙克宽老师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学者，善于利用典籍文献处理历史问题，提出看法。他批改学生的报告很认真，会从大问题到小问题，一字字地琢磨。我记得当时我曾写了一篇关于宋元襄樊战争的报告，他觉得不错，叫我修改后，帮我寄到《大陆杂志》。这篇文章的刊登，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因为《大陆杂志》是大学教授进职、升等和申请各项奖励的一份重要期刊。后来我报考台大的研究所，这篇文章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研究所时，读书算是用功的。当时的台大继承了一些北大的传统，视野和信息比较开阔，对我整个学术生涯影响比较大。在这样的学风下，学生较有自信，讨论的问题较深刻。当年台大史研所定期举办讨论会，形成集体讨论问题的风气。我觉得我的学术成长，固然从师长那里获得许多帮助，然而自同学之间的互相接触、切磋中获益更多。 　　到台大后，选指导教授这件事，也影响我日后的学术方向。中兴的老师认为，找年轻的老师，对我未来的帮助更大，可以找王德毅老师。王老师很高兴，答应了。但是，那时他还是副教授，王老师自谦恐怕自己资历不够，要我再去找陶晋生老师。这两位老师的个性差异很大。王老师娴熟于史料，对学生的报告，文献的标点都会加以订正，相当认真。陶老师则受过西方的训练，会提出文章思考逻辑、结构概念等大的意见。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这两位老师，他们始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这是很难得的。 　　我的求学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经历，就是参与《食货》讨论会。1976年“食货讨论会”开始推动，这个讨论会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朋友是很难得的经验。刚开始不到十个人，后来渐渐增加到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是联系人，会议三十五天举行一次，每个人都要把报告的稿子写好，由一个在出版社的朋友义务协助，我们交钱，他替我们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我体会到学术交流的益处，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老师有时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甚至仅能了解一小部分。一来可能老师很忙，二来也可能是学生会特意把最好的一面拿给老师看，拿出来的文章，都是刻意挑选过最好的文章。然而同学之间就不一样，好坏都看得见，所以我常常觉得从同学这边得到的砥砺更多。老师有时顾及到学生的自尊，甚至自信，话往往不能说得太重。同学间是平辈，想到问题就讲，比较直接深刻，而且研究的断代、主题各不相同，一起讨论可以彼此激发一些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成长，很多是同学之间互相激荡而来的。感觉上，大陆在相互讨论，或是不同断代主题间的交流这方面似乎比较缺乏。所以我最庆幸的，就是在博士班五年半时间里，参加《食货》讨论会的经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大家一起成长，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愉快的时间，大概也是最用功的一个阶段。 　　我的这个经验，也许对大陆年轻一代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发展会有帮助。我的日本友人宫泽知之，是著名的宋史学者。我与他聊天时，曾谈到他在京都大学，从大学、研究所开始就有五六个好朋友。他们彼此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约定以后每年都要一起讨论学问上共同的问题。虽然他们分散在各地，或教书，或做研究。但每年也许三四天，也许二三天相聚，轻松谈论一年来的研究心得，交换意见，数十年不辍。这对他们自己学问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种经验在台湾是没有的，像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约定时间、一边讨论一边玩，这种密切的感情接触，互相共处，真诚地交换意见，相互砥砺学术的经验，相信对于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成长是富有意义的，值得学习。 二 　　我在1979年进入史语所。先是担任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