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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合伙人要经受考验 创业者要有真知
来源: 新浪科技 发布时间:2013-07-17
企业里需要这样的人,遇到重大原则问题、重大战略分歧的时候,能够坚持原则、舍弃一些东西。
在《中国合伙人》还没诞生的时候,“中国梦”这个词就已经很流行了。2011年3月,现任中影集团副总经理张强对我说韩三平想拍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反映个人命运发生变革,实现“中国梦”的电影。张强让我写一个剧本。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艺术创作是我最大的激情所在,所以我就同意了。
过了两天张强给我打电话,说韩三平想见你。我见到了韩三平。他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的工厂,第一种是视觉上的梦,比如《2012》、《盗梦空间》、《阿凡达》;第二种是人生里的梦,比如《幸福来敲门》、《阿甘正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但是中国的电影很少能够找到一个经典的、梦想成真的故事。而新东方就是一个经典,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我立刻领了这个任务,兴冲冲地打电话给俞敏洪。老俞的反应正如他在一篇著名文章里所说的:“小平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不要写我。”老俞一反对,我一下就想放弃了,但是中影说电影已经立项了。最终我还是写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海归在国外走投无路,家庭遇到大问题,人生陷入绝境,投靠一个老大后回来创业,简单说这是一个半自传体的故事。
经不起思想的考验,就不是真正的友谊
2011年4月16日早晨6点钟,我把剧本发给了韩三平和张强。过了三天,他们打电话来,说非常精彩。然后就开始找演员、找导演,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陈可辛决定来执导。陈可辛本来想拍一部与《投名状》一样的东西,把我吓到了。我说你在电影里面是让我杀了俞敏洪,还是俞敏洪杀了我?我宁可不拍,因为我和俞敏洪、王强的友谊价值远远超过这部电影。他当时可能受到一点冒犯,也许有一点不开心。但半年之后,陈可辛改变了想法。他在朋友的鼓动下看了《三傻大闹宝莱坞》,发现没有斗争,讲兄弟情的电影也可以非常温暖。于是他决定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又过了半年,陈可辛终于把剧本给我了,那个时候已经快开机了。我一看剧本和我写的以及想表达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这个剧本中,兄弟三个还打架,我们在新东方从来没有动过手。
凡是真正了解我和新东方的人都会认为,从性格来看我是电影中的王阳。我的性格在三个人中间起到了协调、融合、化解矛盾的作用;孟晓骏的性格是王强的性格,坚定、疾恶如仇,遇到违反原则的事情就会拍案而起。企业里需要这样的人,遇到重大原则问题、重大战略分歧的时候,能够坚持原则、舍弃一些东西。在新东方废除家族制、财务透明化、启动上市等一系列决定中,王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把我写的剧本和陈可辛改的剧本,加上我写给韩三平和陈可辛的修改意见,一起发给了俞敏洪和王强。我说我要经得起友谊的审查。老俞没看,我就当作他默认通过了。王强认真看了,他说你们两个人的剧本完全不一样,也许陈可辛的剧本票房更好。只要你不对号入座,这一定是一部卖座又叫好的电影。果然如此。
电影拍完之后,我看了第一版,王强看后也特别感动。第三天,我们请老俞来看,他说看完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他尊重创作,不会反对,只不过电影里不要提新东方。电影首映后,老俞评价,电影很精彩、现实很残酷。
其实我觉得现实更精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把握很多东西,进退要自如。创业对人性的把握真的非常重要,这是创业最难的地方。创业公司崩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真没钱了,如今这种情况已不会太多;第二,就是团队崩溃,合伙人不干了,导致分崩离析。《中国合伙人》就是新东方团队过去十几年合作的缩影,有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也就是新东方的品牌。此外,有协调,比如我把剧本寄给俞敏洪和王强。假如我没有寄就拍了,老俞可能会生气;还有妥协,比如本来字幕要写上徐小平、陈可辛编剧,但我跟张强说,我不要署名了;同时这部电影也是投资机会,票房达到了五六亿元人民币。但我说我也不要投资了,等于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新东方的事业。
这部电影也成就了新东方品牌的第二次辉煌。
对创业者来说,如果你有一个3~4人的核心团队,有一个人老在唱反调,这是企业大幸,因为他能够帮你。《中国合伙人》里说到做在线教育,程东青说在线教育好像离我们太远了。孟晓骏说,离我们近的离别人也近,你必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个团队必须脚踏实地——既有蜗牛在那里爬,也有雄鹰在那里看,而雄鹰会告诉蜗牛,旁边有一只麻雀,它可能会把你吃掉。
对我来说,如果不是这部电影,其实我已经不太会有那种感性的反应了。王强说,等我们得了老年痴呆症,在长城脚下相遇,互相盯着对方看,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是谁,但是总觉得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做过什么事儿。这就是新东方三兄弟合作的最迷人的结局:在一起做过伟大的事。
我的梦想是能够重振新东方。当年那个团队充满了互相敬佩、互相欣赏、互相臣服但是又互相挑战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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