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docVIP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林天乙 　　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可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李德接二连三地撰文、写书，攻击我党和诽谤毛泽东等同志，为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辩护和翻案，特别是他所写的《中国纪事》一书，更是肆意歪曲和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本文拟就李德在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有关战略战术的文章，参照党的历史文献和亲身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革命老同志的回忆，对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应负的重大责任作些剖析。 　　一 　　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正确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通过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实践，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整套正确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形式，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红军必须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自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完全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调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亲自指挥其中的五十万部队，分东、西、南、北四路军。“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集团及其军事顾问们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对，即改变其过去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采取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持久战方针。其战略目的在于迫使数量、装备、给养均处于劣势的红军同优势的蒋军进行阵地战、消耗战，在持久战中逐步消耗红军的兵力和兵器，蚕食中央苏区和最后消灭红军。 　　九月二十七日，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敌北路军首先进占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和战略要地黎川。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之日，正值黎川失守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即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使李德一进入中央苏区就把持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大权。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共领导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以“统帅”和“太上皇”的威势，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即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 　　面对蒋介石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虽然遇到许多不同于过去反“围剿”战争的新困难，最主要一点是红军比较不易于运用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采取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敌人和打破“围剿”。但是，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也并非不可战胜。中央红军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条件：第一、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五、七军团）和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总兵力已经发展到十万余人，苏区根据地也发展到五六万平方公里和近三百万人口；第二、堡垒主义和持久战势将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兵力，并养成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敌人一脱离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第三、敌人不能不脱离堡垒去向红军进攻，也无法在中央苏区周围和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封锁区、封锁线。因此，红军依然可以创造条件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根据地内线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消灭敌人，适当的时机还可以转移到无堡垒的敌人外线去寻求运动战和歼灭战；第四、中央红军在九月下旬已经同福建方面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即敌东路“围剿”军）秘密停战议和，双方并开始反蒋抗日协议的谈判，十九路军正在酝酿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红军已解除了在福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