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民族的矛盾还是《文明的冲突》.docVIP

7月9日，泰国南部北大年府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一名军官死亡，5名士兵受伤。资料图片 自5月19日“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集会并向泰国政府投降之后，持续一年多的泰国民主政治危机暂时告一段落。红黄衫军的长期对抗已经将泰国社会撕裂为互不相容的两部分，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弥合双方分歧、实现社会整合，成为后危机时代泰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但是泰国政府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更为紧迫的国家整合问题，即南部三府的分离主义问题。自今年年初以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惹拉和那拉提瓦三府连续发生暴力袭击事件，已经造成数十人伤亡。如果说这场“颜色对抗”是政治理念之争或如西方媒体所认为的是传统精英与倾向于民主的现代精英之争，那么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则是统独之争。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场政治闹剧，而后者则是一场“战争”。 民族之间的矛盾 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问题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到民族、宗教和社会经济等问题。北大年地区是泰国南部北大年、惹拉和那拉提瓦三府的统称，历史上还包括宋卡省的西部和马来半岛北部的一部分，曾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苏丹，直到1902年才被暹罗（泰国旧称）吞并。1909年，英国与泰国王室签订的“英暹协议”将北大年地区的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丁加奴并入了英属马来亚，其他地区则留在泰国。在同一时期，泰国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地方苏丹的统治，改由政府派驻的官员治理。 马来人是北大年地区的主体民族，占当地人口80%，集中了泰国65%的穆斯林人口。在语言上，他们使用一种被称为亚维语的地方方言，即用泰文字母表示的马来语。因此，在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的泰国，北大年地区是一个文化上的“飞地”。此外，在经济上，北大年地区是泰国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贫困率一直较高。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化，再加上泰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政策，构成当地马来人产生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 族群对抗，即马来认同与泰国认同的冲突，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马来人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其直接原因是泰国政府在该地区推行同化政策。马来人有组织的分离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在北大年地区正式纳入泰国版图之前，泰国政府即对该地区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01年，朱拉隆功王朝决定加快对南部地区的同化和中央集权化，结果引发马来苏丹卡玛鲁丁领导的反抗。但这次反抗随着卡玛鲁丁的被逮捕而很快结束。从1910年开始，曼谷政府加强了在南部地区的语言同化政策，强制马来人接受泰语教育。1921年通过了“基础教育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儿童必须在小学接受4年的泰语教育。这一做法旋即引发马拉人新一轮的反抗。此后，随着泰国政府减缓同化政策的推行以及1932年实现民主化后，马来人获得了议会席位，南部地区的分离运动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然而，1938年颂堪担任总理后，推行所谓激进民族主义的“泛泰国议程”，在南部地区采取更为强硬的同化政策，如在公务部门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强调佛教作为国教的重要性以及要求每个人都要取泰语名字等。南部地区的分离运动再度兴起。二战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马来人与泰国人之间的矛盾。战争期间，泰国政府站在日本一方，而马来人则支持英国。因此，当日本占领英属马来亚的时候，泰国南部地区的马来人备受歧视。二战期间，日本曾将北大年地区恢复到1906年以前的状态，但这反而助长了马来人的分离倾向。因而战后他们更愿意与同根同种的马来西亚合并。1948年，大约25万马来人向联合国提交陈情书，希望在其监督下将南部三府并入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联邦。然而，他们的分离行为受到1947年再次上台的颂堪政府的强硬回应。1948年，泰国政府拘捕了被称为“马来穆斯林斗争之父”的霍伊·苏龙，成为当年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4月26日至28日在那拉提瓦，一个宗教领袖拉曼带领数百名马来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400多名马来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南部马来人暴力斗争的开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人成立了几个政治组织，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1959年成立的“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BNPP）成为第一个致力于北大年独立的武装组织。而成立于1968年的“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ULO）则是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分离组织。他们以游击战为主要斗争形式，将攻击目标指向警察局和政府部门，包括学校。然而由于这些组织一直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缺乏沟通与联合。因此，尽管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过多起暴力事件，但规模和影响一直较小。1980年普瑞姆当选泰国总理后，泰国政府意识到以政治方式解决马来人问题的重要性，普瑞姆政府采取了多项缓和双方矛盾的措施，如整合地方政府机关与警察部队的行政资源，对分离主义的暴力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采取所谓“吸引力政策”，通过南部地区政治参与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以减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