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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找不到工作。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中国人的成长链亦面临教育和社会的双风险。这一年里，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可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教育没有社会变化快，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幼教大热、大学生找工作大冷；输入端恐落人后，输出端无人无津；理想远大，现实无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而教育严重错位。学历、学位、双学位、海位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焦虑症。中国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成长唯艰，于是，家长越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赢在外语，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做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越来越没压力和包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摊。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第一次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们，则另僻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一时成为楼市低迷时期的亮点。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这一数字为49万元。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教育机构和市场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