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有效性與政府有效性相关性分析.doc

制度效率与有效制度设计 制度效率是制度绩效和制度实施效率的统一。新制度经济学侧重研究制度绩效；博弈论注重制度实施效率的设计。转轨时期，制度的实施效率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人性的假定出发，重点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制度失效的内在机理，并运用博弈论方法说明有效制度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制度的实施效率 制度失效 制度绩效 违规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制度的实施效率是转轨时期经济学亟待研究的问题。经济学对制度效率（有效性）分析包含两方面：一是制度的绩效，指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制度的实施效率，即制度被主体认同、遵循的程度。一般地说，经济学家没有对二者进行区分。研究制度的绩效，其假定前提是制度实施是有效的；同样，研究制度的实施效率假定制度的绩效问题已解决。我们认为，制度的生成问题是解决制度实施效率问题的根本。如果制度的生成是内在的、自然演进的，那么制度的实施效率与制度绩效是一致的；如果制度的生成是外在的理性建构，那么二者可能分离。全球化与中国加入WTO的紧迫性促使中国市场制度变迁通过制度引进与制度设计大大缩短了制度变迁的时间。但是制度变迁的逻辑是不能节省的。当大量的“外在”规则使制度的实施效率与制度绩效并不统一甚至矛盾时，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制度使二者统一是中国制度变迁下一阶段的主题。 总体上说，制度绩效的前提必须是制度被经济主体认同与遵循，没有制度的实施效率，谈不上制度绩效。制度绩效是制度实施效率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制度效率的实施效率是僵化，其体制也不会长久。因此制度的绩效与制度的实施效率应是统一的。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实施效率与制度绩效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性。破除旧制度的最好方式是不遵循、信仰这种制度。所以，计划制度的退出过程意味着其制度的实施效率逐步降低，新的市场制度的绩效逐步扩展。这样，在同一时空点，计划制度的实施效率与市场制度的绩效存在负相关性。在体制转轨的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制度的绩效与制度的实施效率存在“错位”。政府希望市场制度的实施效率与其绩效达到统一，但经历了“违”旧制度之规的行为主体由于路径依赖而不认同、遵循新制度规则。那么，如何改变“违规”的路径依赖性？ 理论界比较关注制度的绩效，忽视制度的实施效率，似乎制度的实施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导致：一方面是大量的制度创新，表现为国家超常规立法。从1978至1999年，全国人大极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70多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有80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多达1．5万余件。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制度规则不认同和遵循。大量的行为通过违规方式进行博弈，使制度存在事实上的虚置。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专门报告《2020年的中国》中指出，中国“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执法不力”。执法问题是中国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是决定中国改革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制度有效性的人性假定 从理论上说，行为主体选择遵循制度还是不遵循制度取决于对人性的假定以及约束条件。 在人性的假定上，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显示了明显的差异。老制度主义与社会学一脉相承。社会学从社会人的假定出发，强调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人都是“规则遵循者”，其前提是社会规范已经内部化。人遵守规则的愿望无须依赖外部约束，它成为人的性格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学中人的行为是一种通过“文化适应”后的规范导向行为，与行为主体个人的动机无关，因为“文化适应”规定了自利行为中的约束和偏好。 老制度主义对有关规则遵循的讨论大多是在社会学规范导向行为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习惯及习惯的形成展开的。他们普遍承认，人类行为大都是属于地道的规则遵循。凡勃伦认为，人并不只是一组必须完全听命于环境约束的欲望，他是嗜好和习惯的连贯结构，该结构在逐步扩展的活动中寻求着自身的实现和表达。在老制度主义看来，人们对习惯性规则的遵循行为是与正统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行为相抵触的。但理性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他们也曾明确指出，理性（指适应性理性）本身代表了对社会规则的服从。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人是工具理性的、算计的、寻求偏好满足的人。新古典经济学在成本——收益结构的框架内讨论对习惯和制度的遵循与顺应。在理性人的最大化假定下，当遵循规则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会循规；相反，当遵循规则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会选择违规。但根据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市场又是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的，那么循规和违规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循规和违规没有差别，都能给利益相关人带来最大化收益。因为交易主体各方的行为信息能预先确知，各方循规或违规的收益、损失及惩罚都能被正确地预期，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交易主体与其违规，不如循规；或者相反。由此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条件下制度没有意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