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和实验水墨的关系.doc

刘国松和实验水墨的关系 来源：n188066.html 刘子建 从具体案例研究刘国松在大陆的影响，一直是刘国松研究中的空白。“实验水墨”和刘国松实属中国新水墨运动中的两个重要的内容，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就很值得研究。研究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刘国松影响力的作用及意义，同时还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画创新运动的理解，对中国现代水墨画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996年我在《刘国松研究论文选》里面写过一篇文章，从大陆现代水墨画创新的几个截面看刘国松的影响，⑴ 不涉及刘国松和“实验水墨”的关系，那时“实验水墨”刚出来没几年，还不到谈个问题的时候。那之后，“实验水墨”渐成气候多了很多话题，人们在批评“实验水墨”时总要拉上刘国松，客观上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谈现代水墨画绕不开“实验水墨”，谈“实验水墨”绕不开刘国松。在“实验水墨”的发展历程中，的确难再找到比刘国松关系更加紧密的人与必然的联系，吕澎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就说：“就时间而言，大陆‘实验水墨’不过是五、六十年代台湾和香港抽象水墨的继续演绎，只是，对于一个传统背景更为深厚的国度来说，大陆‘实验水墨’对保守的传统观念构成了最后一击。”⑵ 一 　　刘国松是在1981年回大陆的，而“实验水墨”则迟至1996年才作为一个流派浮上来，按黄专最早使用“实验水墨”一词的时间1993年来算，中间隔了12年，如果按1998年皮道坚主编出版的《90年代中国实验水墨》，将“实验水墨”限于非具像范畴，这和刘国松的新水墨在大陆亮像，中间是17年。把“非笔墨”作为一个关键词来说，刘国松是“实验水墨”的先驱，而“实验水墨”则是刘国松之后必然的发生。 　　1983年开始，刘国松在大陆不同城市办画展、讲学，他的影响力复盖的是整个大陆的画坛，时过境迁，现在大陆再来谈刘国松的影响，则更多是把他的影响力定位在“非笔墨”的水墨画或“实验水墨”上。刘国松前后期影响力评价上的改变，凸现出大陆现代中国画发展的特点，这恰恰是刘国松的价值所在。 　　由官方邀请刘国松回大陆，事情本身说明大陆画坛有变革图新的愿望，只不过大陆封闭得太久，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艺术观念陈旧保守，创新苦于没有参照，这种局面急待有人来打破，但在大陆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于是只能借助外力。这个人最好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享有国际声誉，同时还须具备做领袖的素质。刘国松无疑是最佳人选。刘国松是五十年代台湾画坛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之一，又有在西方生活和创作的经历，重要的是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现代水墨的斗士和传教士。 　　在官方的安排下，短短四年时间刘国松带着他的作品在大陆十几个城市巡回过了，所到之处，他不遗余力地鼓吹他的艺术主张，那些极富煽动和颠覆性的言论，让人觉得刺激和兴奋，如“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画家，如果欲从中国绘画这一牛角尖或临摹的恶习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来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革谁的命，革中锋的命，革毛笔的命。”⑶ 就深受到中青年画家的追捧，他的影响力在大陆画坛迅速扩大，以“制作”为特征的现代水墨画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对传统的保守派构成了极大的冲击。 　　“实验水墨”画家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刘国松的影响，“画家有权利自由选择任何他需要的工具和技法”，刘国松的这类主张，开启了他们的思路，鼓舞他们在笔墨方式之外探索中国画的创新之路。这种启蒙铸就了他们面对水墨媒介时的开放姿态与自信心，每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人经历证明了这种姿态与自信的无比重要，一场旷日持久的寂寞与坚持，考险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意志的韧性。 二 1996年以后，大陆艺术界的情况较之‵85新潮美术时有所改变，谈刘国松对“实验水墨”的影响必须强调这种改变。随着中国开放改革国门洞开，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涌了进来，在令人大开眼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西方标准而对本土艺术的现代化抱着虚无的态度，甚至有人公开说中国现当代艺术中有没有水墨无关紧要。大气候使然，只有很少的人还在坚持非具象水墨画的创作，因此他们的存在显得格外孤单，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是这种改变的先兆，现代水墨画在这个展览上的分量之轻已是有目共睹。 　　随着形势的改变，1989年之后“实验水墨”的创作思路已从中国画创新步入另一条轨道，追求的是水墨语言的具体化，诚如王林在作“实验水墨”个案研究时针对拼贴或硬边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印痕和拼贴不仅仅是一种技法，而且是具体的艺术语言和传达方式，可能针对实在的文化问题和当下的中国经验。拼贴，不仅是一种硬边的形式诉求，而是对水墨所代表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现实的个人对抗，不仅有为什么拼贴的问题，而且有拼贴什么的问题。这正是使艺术生存个体化，艺术作品个别化的关键。”⑷ 正因如此，“实验水墨”才可能作为一种思潮崛起。 　　“实验水墨”对刘国松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