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的盛会七大.docVIP

宝塔山下的盛会 ——中共七大纪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国西部偏远的小城延安，700多名中华民族的精英聚集一堂，举行了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间隔长达十七年　　从1928年6至7月间召开六大，到1945年4至6月间召开七大，这两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相距达17年之久，堪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最。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1930年12月，已写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迟延”的任务。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连续出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脚，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等原因，召开七大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义》，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筹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开展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共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开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各领导同志起草报告提纲。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中央决定于半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中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的分配及代表产生办法做出了若干规定。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然而，从这里起，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军“扫荡”上，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在1941年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要在1941年“五一”劳动节前完成，初步议定“五一”劳动节大会。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七大议程主要为三大报告，即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重新指定个别代表，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次会议后，一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但是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七大延期召开。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再次推迟七大召开的日期。　　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此后8个月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赴延安参加七大。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但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不久，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1944年5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全党思想空前统一。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议，8个月内开大会；本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并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次书记处会议确定：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七大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以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为成员，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一再延迟的中共七大，至引终于提上了日程。 　　迢迢延安路　　尽管七大一拖再拖，但自1942年年年初起，一些抗日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