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网：鼓起勇气，“揭开社会的伤口”.docVIP

宝贝回家网：鼓起勇气，“揭开社会的伤口” 　　颁奖词：“宝贝回家网”在少有人关注被拐儿童现象时，大声指出社会问题;在大家停留在原始方法时，他们用网站搭建平台，并一直努力用科技来提高效率;在赚钱之手贪婪地攫住被拐孩子的父母时，他们无偿献出了公益之心。 　　张宝艳获奖感言： 　　我做“宝贝回家网”之后，很多人在说感谢，其实这些感谢对我来说太重了。我们社会都应该来关爱这些孩子，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我自己也会从中受益，我们人人都是受益者。“宝贝回家”是一个所有人受益的活动，也希望有更多人支持我们。 　　“已有1304人通过我们找到亲人，目前还有家寻宝贝2.3237万人，宝贝寻家1.7654万人，期待大家的帮助。” 　　这是“宝贝回家网”首页在12月9日公布的数据。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网站，在页面顶端同样用红字醒目地提醒道：“本站所有寻亲帮助均为免费，宝贝回家不会以任何理由收取费用，请勿上当受骗。” 　　如果不了解“宝贝回家网”的历史，你就很难理解隐藏在这两句话背后的艰辛。通过网站来免费提供信息交流平台，促成被拐孩子的家庭团圆―从现在来看似乎“理所当然”，但最初并不是这样。 　　 人的驱动 　　张宝艳之所以能成为“宝贝回家网”创始人，最初源于她个人对于儿童被拐家庭的深切关怀。 　　从《红楼梦》中香菱的命运到一本描述被拐儿童事件的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其时张宝艳虽然被这些文字所震撼，但也认为儿童被拐只是个别现象。直到1992年她孩子4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告诉她：“孩子丢了！”那一刻让张宝艳感到天昏地暗，当时直接坐到地上，无力站起来。 　　“在找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找不着我的孩子，我要怎么去死，我肯定活不了了。”张宝艳这样描述她当时的绝望和痛苦。 　　虽然丢孩子的事情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件事让张宝艳格外留意被拐儿童的报道。遇到正在找孩子的家庭，她还会专程打电话过去安慰对方。2002年前后，她专门写了一个剧本讲述被拐儿童的故事，结果因为“不太和谐”而没能搬上屏幕。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大家找孩子的方法非常简单原始：四处贴寻人启事。有的家长说，他们还有“寻子联盟”，丢孩子的家长组织在一起相互帮助，结果一问才知道，这“联盟”也就仅有10个或者20个家长加入其中，力量非常微薄。甚至有的家长在找自己孩子的过程中，见过上百个被拐的孩子，但却不知道如何帮这些孩子匹配回家。 　　21世纪初的中国，互联网尚不发达，张宝艳虽然在自己剧本里设计出了一个免费的寻子网站，但也没想到能变为现实―事情的转折正是因为，她的老公“懂技术”，知道如何搭建网站。 多方合作 　　事实上，搭建网站来寻找丢失孩子，并非“宝贝回家网”的独创，但那时这类网站的收费太高，成功率也不太高。在那个年代，甚至连“公益”的概念也不太流行，2007年正式运行后，“宝贝回家网”的免费行为甚至无法博取丢孩子家长的信任，因为家长被骗钱的次数实在太多。此外，网站所收集的丢失孩子事件，也让有的公安部门颇为难堪。网站所开放的志愿者注册系统，也没有收到几份申请。 　　“宝贝回家网”的难得之处在于，在少有人关注被拐儿童现象时，他们大声指出问题;在大家停留在原始方法时，他们用网站搭建平台;在赚钱之手贪婪地攫住被拐孩子的父母时，他们无偿献出了公益之心。 　　最终，“宝贝回家网”的坚持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几次影响力颇大的舆情事件让被拐儿童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关注，也吸引了一大批志愿者―包括一些警察。在帮助被拐儿童和父母相认时，警方的内部查询系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本身自己是一名警察，我能利用职业优势帮被拐孩子找到疑似家庭。每当有一次成功找到的案例时，对自己来说是一份感动，感觉自己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现在应该也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团圆了吧。”“宝贝回家网”志愿者、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唐集派出所指导员丁超告诉《南风窗》记者。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找回被拐儿童的公益行动跟官方、警方的关系颇为“微妙”。张宝艳辗转打听，委托人大、政协委员去递交提案，希望能让政府关注和介入，也联系了记者去写内参，竟然得到了公安部相关领导的批示。2007年的时候，国家制定第一个反拐行动计划，部署开展反拐工作，公安部打拐办也应运而生，2009年展开了全国反拐专项行动。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给张宝艳打电话，表达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以后在相关工作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直接联系我。 　　“放下电话，我就哭了，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张宝艳对《南风窗》记者说，“当时我们接触到的丢孩子家长，都特别无助。孩子丢了都不给立案，警察普遍说没有时间帮我们找孩子。公安部的领导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下子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科技助力 　　警方和志愿者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