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 说礼是尽匹夫之责.docVIP

彭林 说礼是尽匹夫之责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彭林 　　生于194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偏爱经学，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 　　“您穿西装吗？”我问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彭林说：“我以前穿，现在不穿了。我到了纽约，到联合国总部那个中文组讲课，我还去了哈佛、牛津，这几年我也到日本香港台湾，都不穿西服，我都是那一身唐装，不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与彭林第一次见面，他也是穿着一身唐装。那是2015年末，他应邀在广州开讲传统的礼仪文明，一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讲座中，彭林问听众，“在座的男同志，你们如果与妻子外出，碰见了朋友，应该怎样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妻子？” 　　一时众口异辞，彭林于是请人来回答。有人说“爱人”，有人说“老婆”，也有人说“夫人”。 　　彭林说，“‘爱人’是西方传来的词，英文是lover，是情人的意思。说‘老婆’就太俗啦。说‘夫人’就闹笑话了，在古代，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这是一个尊称，应该由别人这样称呼你的妻子，自己是不能用的。我们对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应该说‘内子’、‘内人’。” 　　他话锋一转，“那么如果女同志和丈夫外出，又应该如何对别人称呼自己的丈夫呢？” 　　有人马上说：“外人！” 　　彭林笑了，“这两个字，你说其他人可以，就是不能说自己丈夫！其他人是外人，但这个可不是你的外人啊！应该叫‘外子’。”语毕，众人大笑。 　　末了，彭林解释自己为何要传讲这些传统的礼仪，只是为了天下兴亡，“尽一个匹夫的责任。” 　　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被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浸润着历代儒者。 　　彭林以儒者自任，他希望通过讲授传统的礼仪以推扬儒学。最近几年，他不惮重复，频繁在各种平台讲传统礼仪。他躬行着自己的所讲，在各类讲座中，往往一上来就先向听众鞠躬。在他的讲授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礼学文本，变成一个个人们熟悉的场景或动作，譬如：在饭桌上向年长者敬酒，不能隔着桌子进行，要走到对方身边敬酒并说祝词;写信给长辈，封面不能写敬启，要写赐启或俯启，等等。 　　他解释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自谦以敬人。广州讲座的次日，我来到他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专访。结束之后，他与我握手致谢，一步步送我到房外。我走到楼道拐角时，向他挥手告别并请他回到房内。他微笑，朝我作了一个鞠躬。我也报以一个鞠躬，然后搭乘电梯离开。 儒者 　　在学术上，彭林专力于“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的研究，礼学是儒学中非常专门的学问，历代学者更是围绕《周礼》聚讼不休，彭林的博士论文就是《〈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刚开始时，他跟大多数同行一样，埋头书斋做研究，不涉足窗外之事，与当下学术机制里的大部分学者没有多少不同。后来，他在做学术研究之余，还奔走九州传讲礼学。这一个变化，与他的乡先贤钱穆有关。 　　1949年，彭林出生于江苏无锡。也在这一年，钱穆离开了无锡的江南大学，前往香港生活并在台湾终老。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尽管彭林少年时期就喜欢读文史类书籍，但对钱穆这位乡先贤了解不多。 　　1984年，彭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赵光贤教授，成为先秦史专业的硕士生，“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自学，学古文字、甲骨文、金文之类的，那个时候特别想做一个考据学家，觉得那是真学问。后来考上北师大。我导师曾被打成‘右派’，可以说一生不得志，最后一批才平反。平反以后，他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研究，另一方面非常关注社会。他有一本在报纸上发表的集子，叫《孔学新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那些关我们什么事？但他会关注现在社会怎么样，关注儒学在今天还能不能用，批评社会的拜金主义。” 　　对于导师的这些行为，彭林那时一度觉得多余，认为学者管不了那么多，而时间宝贵，应该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读了导师的那些文章，“就是他怎么看待儒学、认为现在社会的问题在哪里、他认为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当时自己一心向往的还是多读书，做一个像乾嘉学派那样的考据学者。” 　　博士毕业后，彭林留任北师大。变化发生在1999年调任清华大学之后。那时彭林觉得，自己想要在清华做得好，必须对这所学校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找了许多谈清华人文精神的书来看，里面就涉及到了梁启超、陈寅恪等人。他一读就觉得，“哎呦，很吸引人！”包括知道了梁启超上课时会在学生中间走来走去，讲“公无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