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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访与行政复议有效衔接的法治环境分析 　　摘要：我国的信访制度由来已久，承担着群众监督、政治参与等重要职能。但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信访逐渐演变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手段，并被滥用。而作为行政权力救济途径的行政复议制度去在实践应用中颇受冷遇，未能充分发挥权力救济和行政监督职能。解困信访和行政复议制度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两种制度的有效衔接，要实现这种有效衔接还需对两种制度现有的法治环境及其在行政法体系中的位置进行有效分析和判定。 　　关键词：信访；行政复议行；政法治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11；D63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023-03 　　作者简介：姚俊（1985-），女，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宪法及行政法学。 　　一、我国信访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困局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畅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群众的沟通渠道，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及建议能得到充分表达，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接收群众来信来访，这是信访工作的基本职能，也是信访制度设立之初的原始意图。信访制度调整的是社会管理的组织者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信访工作法治化的体现，同时更提供了一种相对灵活的下情上达的信息畅通渠道。但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问题的数量也呈喷井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信访案件数量的大幅度激增，有的信访案件内容甚至超越了一般性的意见、建议和投诉请求范畴，内容涉及到了行政法律救济的范畴，甚至成为了群众谋求行政性救济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其作用甚至囊括了司法意义上的行政申诉、向纪律检查及监察部门的举报和投诉等各种向国家公权力机关寻求法律公正及效力裁量的行为。为应对越来越多的信访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分别设立了专门从事信访接件的职能部门，如国家信访局、各地方信访局等，但仍然不能遏制信访案件的增加态势，不断信访、越级上访事件的频发仍然可能成为其他社会危机的诱发因素。 　　事实上，随着社会矛盾数量的增加，矛盾种类多样化的凸显，以及社会公民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的逐步提高，信访制度未能真正发挥其制度设计时的民意疏导及下情上达之功效，反而在实践过程中遭遇种种困境并面临多方挑战。信访案件数量不断被刷新，在上访者看来，地方政府及其下设机构多有“官官相护”之嫌，因此多数上访者往往“千方百计进京城”进行信访，这也使得北京成为信访问题的重灾区。据国家信访局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上升14%，省级信访受案数量仅上升0.1%，地级信访受案数量上升0.3%，而县级信访受案数量则下降了2.4%。与信访案件受案数量持续增加呈鲜明对比的是信访案件的办结效率明显较低，从这个层面上看，也加剧了上访人的不满情绪，个别上访人甚至倾向于采取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对抗策略，得出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上访经验，这在法治社会是不正常的社会意识。与信访面临同样困局的是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正式途径，但目前这种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还未能有效发挥功效，大量行政争议纠纷还游离于法定纠纷解决渠道之外，尤其是化解行政争议性纠纷的行政复议制度远没发挥功效，行政复议这种法定的行政争议解决方式的利用率大大偏低。信访与行政复议在实践应用频率、疏导矛盾效能及发挥正面社会效果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远远低于预期效果，两者在有效互动和职能衔接上存在明显不畅，甚至是缺陷。 　　信访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我国现有的行政内部救济制度，有其共同之处，均在一定范畴之内承担着在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同时，二者的应用及法治化革新也推进着我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如两种制度能在整体运行上加以整合，对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律行为矛盾纠纷进行有效的疏导和分流，可减轻信访压力，提高行政复议制度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行政资源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二、信访与行政复议衔接的法学理论研究现状 　　《信访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信访制度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信访工作领域的重要体现。随着信访案件数量和信访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对信访问题的关注也不断进入行政法学界学者的视野，针对我国信访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性应对策略研究也不断深化，对于解决当下信访案件高发，提高案件结案率和化解矛盾纠纷起到了一些效果，也为完善我国的信访制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建议。但对于涉法涉诉类信访案件的分流和引导方面的研究还尚有不足，换言之，要使民众更多的采用规范的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而非只通过信访这种渠道来化解纠纷。这样的法治化引导思路能更有效的减少由行政法律行为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