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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摘 要】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国家；特点 　　【作 者】李良品，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重庆涪陵，408100；廖佳玲，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34 - 007 　　古往今来的社会架构皆表现为家庭、社会、国家三种主要形态。[1 ]这三者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以不同方式存在。本文拟就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运行特点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家国同构”的一致性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政权结构和组织结构方面有其共同性，这个共同性集中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它是以宗法关系为统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细胞，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她既是扎根于社会中的一种历史的实体，也是一个包括了传统思想、经济结构等因素的社会单位。在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家”作为社会细胞，除了具有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基本功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维护国家专制统治的基层政治组织。“家族”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组成的许多个体家庭，按照封建传统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最多的家庭，按照一定社会秩序结合成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2 ]8它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广义的家。“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一定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在其管理的领土内，“国家”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这三者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家庭的延伸，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因此，在“家国同构”的明清时期，家长或族长在家庭或家族内的地位至尊，权力最大；君王或帝王在国家体系内地位至尊，权力最大。换句话说，家长或族长是家庭或家族内的一把手，是最大的管理者，而国君则是国家内的一把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思想也正是来源与此。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不仅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掩盖了阶级关系和等级关系。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在本质上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保靖彭氏宗谱》的《彭氏家训》共分为修身、齐家和治国三篇，其中《修身篇》之下有“崇孝道”“正礼义”“务为学”“谨言行”“明德性”“慎交友”等六条，《齐家篇》包括“重教养”“齐家政”“尚友爱”“睦宗族”“励勤俭”等五条；《治国篇》涵盖“处世事”“和乡里”“论为政”“清吏治”等四条。[3 ]可以说，这些内容均是国家在场下的封建族权与国家政权高度统一的范例，湖广土司家族如此，其他家族可想而知。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是“家国同构”的基本依托点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土司的承袭，十分重视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血缘关系在明清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王朝的承袭是父子传承，土司的承袭同样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如在土司的承袭中，明朝廷制定了一些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死子继，嫡子继承。其次是兄终弟及，叔侄相立，族属袭替，妻妾继袭，女媳继职，最后是子死母袭。由此可见，土司承袭的次序是先嫡后庶，先亲后疏。这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关系和亲疏关系。特别是对土司承袭必须具备宗支图本，那更是对血缘关系的硬性规定。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以无数个“亲亲”组织的家庭成为国家的基点，再以无数个具有血缘纽带的家族组成国家的基本依托点。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无形之中成了“家国同构”的基本依托点。 　　（二）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忠孝是“家国同构”在伦理层面的结合点 　　忠孝一体，历来是儒家学说的一贯主张。在儒家提倡的“五伦”中，将父子、君臣列于最前面，这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父权制存在的传统社会，父子关系不仅居于家庭血缘关系之首，而且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应的，在政治等级制存在的封建国家，君臣关系不仅居于政治关系的第一位，而且也成为维系封建国家伦常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