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披云和他的理想主义.docVIP

梁披云和他的理想主义 　　我最初听说梁披云先生之事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建泉州将重建黎明学园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复旦大学学习，准备撰写有关巴金的论文，我对巴金南国之梦的描写，非常向往。一次听吴朗西先生说起，泉州的老朋友们正在重建黎明学园―“重建”，也就是意味着对一九三○年代安那其主义者们视为理想人才培育基地的黎明高中（及其系列中学）的肯定和复兴。吴先生给我看一些信件和材料，还告诉我，他准备捐赠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给黎明学园。在这些材料里，我初次看到了梁披云先生的名字。我大致了解，梁披云先生是重建黎明学园的主要支持者和资助者。 　　福建是华侨菁英荟萃之地，素有集资民间办学的传统。陈嘉庚筹办的集美中学、厦门大学便是最辉煌的典范。我所服务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上也混杂了闽籍华侨集资办学的血缘传统，著名教育家李登辉先生的毁家办学便是最为感人的例子。民间办学，自然不及官家办学那么财大气粗，但是也有官家学堂所不及的长处，那就是相对自由的学术理想和比较朴实的服务精神，多为贫民子弟所欢迎。而本文所谈到的泉州黎明高中，却是一个民间办学史上的“异类”，它的创办人在教育理想之上，还有着一种更高境界的人类理想。当年黎明高中的主要创办人许卓然、秦望山两位先生，都有开明的见识和远大胸襟，他们所赏识的青年才俊梁披云，更是先在上海大学的革命氛围下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意识，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梁披云担任黎明高中第一任校长时才二十一岁，是我们现在一个本科毕业生还不到的年龄。 　　从这本传记提供的资料来看，梁披云的成长道路，与他在一九二○年代上海大学求学经历有密切关系。上海大学本身集合了国民党左派、早期共产党人、安那其主义者三种政治背景的势力，营造了一种与北洋军阀官方势力相对峙的革命氛围。梁披云在上海大学与各种人物风云际会，接受的思想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从几位倾心相交的密友来看，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安那其的圈子。如沈仲九是一九二○年代最负盛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同时在国共两党之间也有足够的威信。一九二○年代后半期，活跃在上海的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阵地，如匡互生创办的立达学园、李石曾为后台的劳动大学、毕修勺为主笔的《革命周报》、巴金为骨干的自由书店和《自由月刊》等等，其之间的政治倾向或有不同，成员之间也时有争论，但是沈仲九则一视同仁地参与所有的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另一个朋友秦望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又是安那其主义的信奉者，他在福建主持晋江县党部宣传养成所，表面上为国民党培养干部，其实培养了不少信仰安那其的军事人才，他还在泉州组织民团武装，努力掌握枪杆子，这在中国安那其运动中是非常特别的举动。因为安那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排除了军事活动，所以缺乏武装力量，一旦遭遇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便毫无悬念地陷于失败，而秦望山利用养成所和地方武装，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而且在后来的实际战斗中还发挥过作用。不知道我的记忆对不对，巴金在短篇小说《星》里好像就写过泉州民间武装的故事，可能就是写秦望山领导的民团。像沈仲九、秦望山这些安那其主义的前辈，既不是安那其运动中投靠国民党上层的右派（如吴稚晖、李石曾等），也不是偏向恐怖行动的极端分子，他们政治态度持中庸之道，与国民党上层虚以周旋，在地方上也能够保持一定的实力，尽其可能从事理想主义的改良运动。梁披云由于朋友圈子的关系，所接受的思想、所走的道路，与沈仲九、秦望山较为相似。这为他一生从事的理想主义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以前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类型时，曾经提出过两个概念：岗位型知识分子与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是否居有定所，而是看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与自己的工作岗位牢牢结合在一起，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还是飘浮在政治想象的空间，纵容自己不安定的灵魂去做永远的探索。从现代文学的历史看，大多数左翼作家都是流浪型的知识分子，包括早期的安那其作家巴金；巴金是到一九三五年底，由吴朗西、伍禅、郭安仁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具有安那其色彩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邀请他担任总编辑以后，才逐渐转变为岗位型知识分子。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建立，正是在泉州的黎明高中等学校被查封、理想教育实验失败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转移到上海后的创举，这也可以看作是黎明理想之火的传递不绝。梁披云先生从一开始就具有岗位型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先是把信仰落实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之中，他从二十一岁担任黎明高中的校长起，就开始履行一系列的教育主张。看得出，梁披云的教育思想，贯穿了两个传统：一个是来自安那其的高远的人生理想与伦理追求，另一个是来自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职业教育与服务社会的实践，两者构成了黎明高中的双重品格：既是一家民间办学、为贫民子弟传艺教习的场所，同时又是灌输安那其高尚人格、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圣殿。因为后者，黎明高中才能藏龙卧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