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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当然，其反传统的 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使用的“自然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科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政治不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