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杯酒释兵权真伪.docVIP

论“杯酒释兵权”真伪 王育济 撰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1)。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政局背景 　　 　　　　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此说极是。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矣”（聂崇岐语）。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王定国《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后，禁军将帅自恃与太祖有“十兄弟”之谊，又有翊戴之功，故“多偃蹇”，太祖因而训饬道：“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毋或偃蹇。”《铁围山丛谈》卷一载：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防微。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 　　 　　　　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寖其命。 　　 　　　　凡此之类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历朝开国之初都曾发生过。处理此事的方式也有不同。《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汉高祖是以“夷戮诛杀”为手段，唐太宗则以劝诫警示为策略。不同的选择，固然与各自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关，同时，更与皇帝本人对政局的估计有关。“五代时期，君主猜疑拥立有功的将帅，常加诛杀”(2)。结果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导致了政局的更大混乱。宋太祖对宋初政局的估计则极为谨慎和理智。他既看到开国功臣居功偃蹇的一面，同时又认为这与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