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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斯的讲演] 《降B大调第33交响曲由莫扎特本人配器》 [荷兰使团初访中国记] [羊皮纸手稿] 满法词典手稿下册]（M-Z）(法)钱德明(1718年-1793年)]手写稿 [《法典汇要》第二部]；上卷，下卷[尼古拉·西古利]1485年，1483年 [圣·保罗文书][贡拉德·莱昂托琉斯]1508年 ? 　“一千部”西文书籍/拓晓堂 　　倘以利玛窦“儒服进京”之时计，近世天主教已入中国逾四百年矣。 　　伴随着利氏及其后继者，都在“科学”的旗帜下，吸引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转而信仰西方的天主教，为此，西方传教士们随身也带入中国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科学书籍、宗教书籍，积四百年来之沉淀，这些西方书籍已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其存在，不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而减弱后世对它的崇敬与向往。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千零七十四部（由一千三百余种合并而成）西文善本书（我称之为“一千部”），便是其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一部分令人惊异的遗产。　　一、 西文古籍善本的入华经历　　在利玛窦1601年进入大明帝国的京师（今北京）时，随身携带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五年后利氏在今北京宣武门获得了居所，即今宣武教堂（南堂）前身，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那时，利玛窦曾声称：他的书库，关于地理学、钟表和天体观测仪，已经拥有很多相关的书籍，足够用了。这就是近世四百年来，西方天主教徒绵延不断向中国输入西文书籍的肇始。从这以后，或有或无计划的向中国输送书籍的过程就开始了。　　从利玛窦之后，现可知道的有以下数大宗：　　1613年金尼阁受龙华民之命，从中国回到欧洲募集采购书籍，到1620年金尼阁重返中国时，携带有西文书籍，包括罗马教皇赠书，约七千部，这就是史称的“金尼阁藏书”，俗称“七千部”。　　1655年，北京东堂由著名旅行家麦哲伦族孙利·思·安文思神父建立，同时也带来了西文书籍建立了东堂书库。　　1688年，法国耶稣会入京，其中有著名学者，也是传教士的白晋、张诚。他们留在北京，直接参与了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拨地南海子（中南海西岸的蚕坛），建立了法国教堂，俗称北堂（1860年后重建于西安门内西什库，仍称北堂）。法国传教士为了在影响中国朝廷及参与圆明园建造中不输给葡萄牙人，在书库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法国等欧洲国家采访书籍，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书库。　　1723年，德理格神甫作为教廷派出的特使随员，建立了属于教廷使用的西堂。并将不依附葡萄牙耶稣会的教派，包括圣方各会、奥古斯丁会等教派的教士者纳入，给西堂也带入了他们的藏书。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特使，在他们离开中国时，将其随身携带的书籍，也留在了西堂，最著名的就是1720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到中国，与康熙皇帝谈判解决“中国礼仪”问题的特使嘉乐主教。　　除了这些属于教堂书库所藏西文书籍外，还有诸多的传教士、主教、神甫也带入中国许多私人藏书，现知道的有：索智能主教藏书、汤士选主教藏书，以及前面提及的嘉乐主教藏书。　　在京师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教堂及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文书籍。包括济南、镇江、杭州、淮安、南京、正定、开封、武昌、沧州和上海教堂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西文书籍。　　这些西文图书，大都是在18世纪20-30年代以前，已经运进中国，因此这些书籍从今天的立场来看：　　第一， 年代主要是18世纪以前的印刷品，最早可以上溯到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早期的所谓“摇篮本”。毫无疑问，时间最早、数量最大的金尼阁藏书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18世纪20-3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的矛盾，传教士入华受到禁止，同时西文书籍输入中国也受到了影响。　　第二， 内容大部分为非宗教书籍，更多是当时最先进的欧洲科学、文化、哲学著作，这些科学的著作，是传教士们吸引中国知识阶层，并同中国传统保守势力斗争的武器和力量所在。这与1860年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重获传教地位，再进入中国的书籍，从版本到内容具有极大的区别。　　毫无疑问，17—18世纪间传教士大量带入中国的西文书籍，在如今的西方，它的版本、内容，都可以进入西文善本书籍的行列。　　二、 在华西文古籍善本的聚散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和地位，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对西方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而富有古老传统文化的国度。因此，在西方传教入华过程，经历了多次文化冲撞和磨难，在中国的西文书籍的命运也同样如此，直接导致了西文书籍的聚聚散散。　　首先是明末的沈榷教案。此时金尼阁正带着从欧洲募集来的“七千部”西文书籍返回中国，恰逢沈榷教案，教案迫使金尼阁将书籍留置在澳门，此后陆续带入内地。但是问题是究竟带进来了多少，带到了何处，都已成历史之谜，现存的有案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