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岁的周有光：“被上帝遗忘”的人介绍.doc

111岁的周有光：“被上帝遗忘”的人 本文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这是周有光最爱说的一句话。3年前的夏天采访老人家的时候，他还开心地打趣：“别人都做五年计划，我只做‘一年计划’，不过我相信，活到108岁我是没问题的。”被戏称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今天又迎来了111岁生日，有如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1. 新世界 1923年的某一天，17岁的周有光登上了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就是田野。然后再雇了辆独轮车去梵皇渡，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一带，圣约翰大学就在那儿。”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田野上——半个多世纪后再回忆这一幕，周有光发现其极具象征意义：据他考证，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而根据《宋史》，指南车造于1027年。所以，“坐着独轮车进大学，这一下子我就在文化上跨越了900年”。老人又呵呵笑起来，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发现。 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著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报考圣约翰之前，周有光听前几届的同学说，报名表上的照片必须是要穿西装的。周有光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好在照相馆里有西装道具可以借。西装是穿在身上了，可是摄影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先给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领结，想了想，然后又在脖子上套了条领带。“我把照片寄到上海，同学看见了赶紧给我退了回来，让我重拍。想起来有意思极了……”每当想起这个小插曲，周有光都会乐不可支。 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则在自嘲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以推广基督教为目的，但在学校里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人强制我们。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钱锺书的父亲、著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有一天钱先生来上课，出个题目，让我们下去做篇文章交上来。其中一大半的人都用钢笔写的，我是用毛笔写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大骂：‘你们是中国人嘛？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钢笔写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笔写了送来。”几十年岁月倏然而过，可是生命里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2. 流水般的爱情 如果说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另一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奇。张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发家史来源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张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出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当时有人还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投资教育的张武龄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袭、张闻天、匡亚明等人。不过现在看来，张家的这种长线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子女名字都十分有趣，除了都有一个“和”字外，男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宝盖头”——比如宗和、寅和、定和、寰和、宁和，据说这是因为儿子留在家里；而女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儿”——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儿”字两腿向外翘，意味着女儿都要嫁出去。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