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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教育实验” 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新教育运动，各学者和教育家纷纷开展新教育实验，创办“新学校”，以实践和传播新教育思想。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开展过“新教育实验”。大家对此有了解的吗？其实，我们国家的“新教育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欧洲新教育运动理念和原则了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认识我国的“新教育实验”。 从语汇学角度讲，“新教育实验”有三种理解或具有三层内涵：一是“新教育”实验，二是新“教育实验”，三是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新教育共同体的教育探索行动。 怎么理解“新教育”实验呢？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新教育”并不是新名词，百余年前现代教育萌发时期的“废科举、兴学堂”就开始应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产生了新教育运动，并于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又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教育”大潮。但各个时期新教育话语中的“新”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育”的对立面是封建科举教育的内容和形式，20世纪上半叶的“新教育”是国人直接学习欧美特定意义上的“新教育”的内容和模式，新中国初期的“新教育”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教育而言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教育革命。那么，今天在21世纪初所倡言的/新教育0,就是针对长期以来教育内部形成的现实流弊，特别是应试教育而掀起的一股教育创新思潮和行动。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新教育”就是后面这一话语背景下的产物。 怎么理解新“教育实验”呢？在教育实验学上，/新“教育实验”，从实验目的、实验方式和实验模式上显示了其独特性。其“新”体现在：第一、在实验目的上，它以改革创新为 目的。第二,在实验方式上，“新‘教育实验’”采用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实验方式。第三，在实验活动展开的模式上，“新‘教育实验’”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平台构建一个自觉的实验团队——新教育实验共同体。在这个无形的组织系统中，实验团队打破了地域、学校和人员的限制，形成一个既松散、开放但又具有高度联盟和思想凝聚力的教育实验实体。 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新教育共同体的教育探索行动，这点是从实验主体来看的。它是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教育理想追寻者或教育追梦人的实践探索行动。这个“新”可以理解成朱永新“永远常新”的“新”。 朱永新是何人呢？朱永新（1958-），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管理等。出版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新教育之梦》等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丛书,并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由他发起并主持的“新教育实验”已经在全国200多所学校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国“新教育实验”产生的背景，更准确的说是新教育理念的时代变迁。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新教育思想非常盛行，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新教育之父“的英国教育家贝雷迪和怀海特、沛西·能等。此外还有德国教育家利茨、法国教育家德莫林、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以及瑞典教育家爱伦·凯。他们主张建立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教育，在各自的国家建立”新学校“。认为学校的任务主要是促进儿童个人的自由发展，即身体和心灵的健全发展，而不是用书本知识去压抑儿童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新教育思想广泛传入我国，兴起“新教育”之风。1862年，我国同文馆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兴起。此后，中国数千年传衍而来的教育制度逐渐被新教育制度替代。1919年，陶行知先生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提出新教育的概念：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则视其发明能力耳。同一时期，蔡元培、陈鹤琴等人也都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了他们对新教育和旧教育的认识。蔡元培曾写过《论新教育和旧教育之起点》；陈鹤琴提出了生活教育。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阐述我国的教育方针以及一系列教育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东西。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同时还有“去掉空想，留下理想；追逐梦想，成为现实”的新内涵。 因此，朱永新从这一考虑出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论述21世纪的“新教育”。2002年10月，新教育实验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启动；2003年，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达到了上百个，遍及江苏、安徽、山东、伤害、吉林、广东等十多个省市。迄今，全国已有20多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