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宫”.docVIP

“记忆之宫” 　　文学和建筑的相似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矫饰的“说法”。乍一想真是这样，建筑本质上是空间的，而文学却总是历时性的、线性的，在你读出一句话的主语时不一定就能预测接下来的宾语，可是建筑却好像总是整体地被把握的，至少，要整体地设计和建造出来后才能谈论。指引前路的走廊的方向虽然重要，但撑起这条通道的柱子和承重墙更加重要，如果它们在瞬时的幻觉里缺席了，哪怕只是少了几根柱子，整个房子就会塌下来，把小说家悬浮在半空中的叙事砸得粉碎。 　　――换言之，建筑很实在，文学却很虚幻。 　　但是回头一想，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建筑”对普通人的含义，空间依旧可能是个人化的，取决于心理经验的。一幢再大的房子，你总不能一个人占完而只能片断地拥有，尽管建筑师的职责终究不同于使用者，可是他依然要依靠“人”的维度来建立起建筑程序（architectural program）的可能性，人的感性并不总是遵从外在世界的逻辑和律令，也就是说，即使建筑的意义总是整体地被把握，可是理解的框架却是在既有的规范和扩展的需要之间建立的。艺术史家说，“制作先于匹配”（Making precedes matching），无边无际的“新”需要在业已被消化的、个别的“旧”的基础上进行，要么是在既有的条件上进行改造和修正，要么是遵循一定的理解路径和结构“语言”，这使得建筑天然有种时间性，意味着比较、修正和改变，而不仅仅是坚守――说到这一点，建筑和文学就变得非常相似了：一个故事需要寻求稳定的结构，而空间拥有了偶发的情境。 　　 　　“建筑阅读”这几个字令我马上想起的，不是什么著名设计师作品的记述，而是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这是一本有关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行传的著作，在其中，这位历史学家揭示出了文字、空间和文明关系的某种总体图景。利玛窦利用了一种从希腊时代开始就风行西方的“记忆术”，来形象地向中国士大夫宣谕西方文明的构成，大致说来，它是一座虚拟的“记忆之宫”，利用特定的空间关系把观念和形象组织在一起。 　　1596年，利玛窦首次向中国人传授如何设计这样的“记忆之宫”。史景迁的书中记叙道：借助记忆术这种“小道”，这位有志于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士描绘的是整个文明图景的“大厦”，他向与之交游的中国社会精英暗示，在泰西，“数百幢形状、规模各异的建筑物”构成了一座至为宏伟的“记忆之宫”，它们便也是一个文明的空间变身。个体的阅读是线性的，体悟和心得是有关细节的，但是“记忆之宫”的建设最终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结构，一幅地图。它的功用就像传说中这种记忆术的发明者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的故事：诗人在宴饮的中间离席，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塌了大厅，其他的欢宴者都被砸死，血肉模糊，肢体残缺，以至于难以辨认，但只有西摩尼得斯记得他们各自的座位，灾难的现场得以恢复，他们的关系由此才建立。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构成“记忆之宫”的“宫殿、休息室和烟茶室”，其实都是人们头脑中的心理结构，但是，它又不能不和可见的物理现实所造成的经验相联系，与当时社会发育的一般状况有关。徜徉于小红桥畔杨柳枝下的明末人，似乎无法对生长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利玛窦的世界感同身受，后者16世纪70年代在梵蒂冈见习时，可能已经充分领略了米开朗琪罗们为罗马留下的遗产――对于在低矮的庭院中精致的花园里生活的士大夫们，要理解如此建造起来的“记忆之宫”或许是种使人挠头的挑战吧？利玛窦写道，尽管南昌的中国人都对这种新奇的西学充满兴趣，“对这一记忆体系的精妙之处赞叹不已”，但他们“并非都愿意自寻麻烦去学会使用它”。 　　就像最复杂的建筑也源于梁、柱、拱、桁架这样一些基本的语汇，“记忆之宫”的基础原理说起来并不深奥，从规模上而言它是由大及小的嵌套，可以是“一座寺院、一组官衙、一座公共图书馆或者一处商贾的聚会之处”，规模更小一些的时候，就是这些建筑中的一个房间，比如“一所简单的接待厅、一处休息室或者一个工作间”――乃至于缩微到这些空间里的一个建筑性的元素，比如“休息室的一个角落，抑或寺院的一个祭坛，甚至类似更衣室或烟茶室这样的场所”。无论大小，这些比拟成建筑元素的心理结构是形形色色概念的“存储空间”，它们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和，每个概念都存放在恰当的地方，拥有某种独具的形象，于是，它们之间不言而喻的空间和形象关系，由此及彼，穿越各种门廊庭院，目击林林总总的门窗立面，陶醉于五光十色的装饰和材质，也就构成了人类知识中特定成分的彼此关系――因有各种“学问”。 　　显然，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操行如此的“记忆术”的人，不大会是一路捡拾那些可能被遗忘的东西的拾荒者，相反，透过尽情的游览和对陌生空间的主动求索，可能写出一本宏大的导游手册，“如行山阴道上”，呈现出使人叹为观止的思想空间不定的秩序。 　　其实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记忆之宫”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