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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话管控分歧 　　2016年6月6日至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同期举行。本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主持，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则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共同主持。 　　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提升为中美双方讨论分歧、化解冲突的重要渠道。今年的对话主题为“加强中美沟通合作，强化双边经济关系”，讨论的重点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金融稳定和监管合作等三大议题。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等，也成为双方关注重点。 “管控分歧”上的阻碍 　　对话中，经济问题存在相当程度的矛盾，但更重要、棘手的是战略与安全领域的分歧。早在对话开始前的6月5日，正在蒙古共和国访问的克里就向中国隔空喊话，声言中方如果南海海域也设立防空识别区则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有学者认为，尽管不能指望中美两国在这次对话中能解决较大的分歧、取得共识，但双方都希望加强对分歧和冲突的管控。也有学者没有这么乐观。而美国一旦下定决心加强重返亚太、再平衡中国的战略，那么所谓“管控分歧”将成为制约其战略行为的负担;相反，美国会在相当程度上希望分歧甚至矛盾扩大化，以此团结南海周边国家，构建更为紧密且敌视中国的亚太安全网络。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推演，那么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紧张对峙无疑会持续。 　　在经济领域，中美双方的争议主要集中于钢铁产业。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的钢铁产能仍然过剩，对国际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过剩产能问题处于中美关系的核心位置”。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进攻，中方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示愿意自行减产1.5亿吨产能，而美国则执意要求中国必须减产3亿吨以上。 　　尽管美方的指控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但在当前美国社会和舆论场，该说法极有市场。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各候选人在这个议题上都做足了文章。 6月7日，第七轮中美人丈交流高层磋商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右）、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率两国代表团出席。 　　除钢铁产业的争端外，中美两国在投资协定领域也存在分歧。一方面，两国原则上同意在奥巴马任期内（2017年1月之前）完成有关谈判，但在中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开放金融市场等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相对而言，在环境与气候问题领域，两国矛盾分歧相对较少，达成的共识也更多。本年度对话的第一场会议就是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特别联合会议。在近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中美双方回顾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以及务实合作，并且提交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2016年工作计划。 　　中美双方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达成多项共识。譬如，两国商定，今年两国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政策对话的重点任务就是，要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截至目前，在中美两国的共同推动下，已经有177个国家于4月22日签署了《巴黎协定》，有17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中国目前正在国内法律程序层面上推进协定的批准，争取其在2016年9月份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之前能够得到通过。 不宜陷入“敌人镜像” 　　在本轮对话开幕前5天，即6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空军学院发表演讲，敦促国会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两年前，即2014年5月，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同样表示，如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能够得到美国国会议员批准，那么无疑将有助于减缓南海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因为美国那种“将自己置身于约束其他所有人的规范之外”的做法，已经让美国在推动有关各方找到解决争端方法的时候面临不断增加的阻力。 　　在奥巴马看来，尽管美国高层官员、军事将领一再游说、阐明“签署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的道理，但参议院一直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公约解决海上纠纷。此外，当年希拉里任美国国务卿期间，美国政府在挑起南海争端后不久也曾公开呼吁美国（国会）加紧签署公约。只是当时国会否决了这一提议。 　　现在看来，美国国会所坚持的“美国特殊主义”的利己主义的傲慢立场，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付出代价。譬如，在去年和今年的对话上，美方人员都一如既往地在南海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强硬与“扩张”，但在中方代表的据理力争面前，明显理亏――美国主张所依据的这个《公约》，它自己却根本不是缔约国。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为何希望在自身任期之内推进国会批准该法案――无非是想弥补美国对话政策在道义和法理上的不足。 　　究竟是什么促使美国国会如此坚持这样的立场？归根到底，还是实力优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