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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教育思想：从传统向近代之嬗变 　　摘 要：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维护封建家长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男权利益需要的社会，“贤妻良母”是对妇女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贞节”是衡量妇女价值的标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历代妇女必须恪守的不变的行为规范，男性本位的性别价值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束缚和规范着女性的行为和观念。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近代中国，西力东侵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戒缠足”“兴女学”等具有女权主义性质的社会运动使中国妇女教育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梳理我国妇女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妇女教育思想；中国传统社会；中国近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9-0067-09 　　收稿日期：2016-04-20 　　作者简介：隋悦（1968―），女，吉林长春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妇女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教化，是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纲常礼教服务的。由其形成的性别歧视文化是妇女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其渗透在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使传统社会的妇女成为了最大受害者，而且形成了一些至今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习俗和制度。时至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使中国妇女教育思想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现为具有女权运动性质的社会运动，其性别平等思想对中国当代妇女影响深刻。 　　在性别平等的精神传承与实践进程中，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将“男女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其中；1992年，我国颁布第一部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方面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成为导致农村妇女贫困的原因之一。在妇女参政权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提出妇女在各决策部门占30%以上的目标，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比例为23.4%，第十八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女委员仅占4.9%。[1]婚姻家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家庭暴力问题依然是妇联接访中投诉最多的问题。在出生性别比例方面，2014年性别出生比例为115.88，高于正常男女出生107：100的比例。 　　因此，有必要梳理我国妇女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我国男尊女卑妇女教育思想形成的根源，充分认识其对今天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这样，才能营造文明、进步、男女平等的妇女教育环境，从真正意义上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思想核心观点的演变 　　传统中国社会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维护封建家长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权利需要的社会。“由（援）（以）礼入法”使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与权力的隔离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被认同。就中国妇女教育思想而言，由于男性本位的性别价值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束缚和规范着女性的行为和观念，体现为她们以不同形式接受着体现主流政治思想和主流文化的思想教化，并将其作为一生行为的指引。 　　（一）妇女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贤妻良母” 　　从先秦开始，对女性的教育与对男性的教育已有明显不同，将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是妇女教育的主要目标。妇道中非常重要的是女性的“柔顺”，这种规范是相对于夫家而言的，是夫家作为主体对妻子、儿媳这样的姻亲身份的要求，即对丈夫要柔情似水和对公婆姑舅有孝顺之德。“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礼记?昏义》） 　　在汉代，中国初步形成的女性礼教体系和实践模式对后世影响很大。“妻得谏夫者，夫妻一体，荣耻共之。”“谏不从，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为谏正也。”（《论妻谏夫》）即夫贵于朝，妻荣于室，妻子有劝谏夫君的义务，如果丈夫不更改，妻子要锲而不舍地追随。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赋予“贤妻良母”以更多的含义。范晔所写的《乐羊子妻》刻画了一个不贪恋钱财，鼓励丈夫积极上进，助其功业，救夫之失的聪慧贤内助形象。与此同时，“惟若母仪，圣贤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2]应是有子女的女性具备的为母之道。 　　唐代秉承了“夫者妻之天”的观念，妻子对待丈夫要言听计从，荣辱与共，无论贫穷还是疾病都要贞洁守身，还不得有妒忌之心，无论丈夫纳妾、宠婢、嫖娼。唐律规定“妒忌”为“七出”之一。有史料记载，一些人的亡妻墓志写有“其为人也，贞顺听从，柔而不妒。”[3]认为这才是理想女性的美德。对夫家人的谦和包容也是贤妻良母培养的目标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