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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上：中国海洋转型的考验与前途 　　若自纯粹大陆的视角考察，南海既构成主导性海洋强国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又可建设为闭锁门户的离岸堡垒。但对一个具备全球眼光的大国来说，目前所经历的只是海洋转型中的第一阶段考验，并无捷径可走。 　　渔船穿过马里奎特岛与纳科达岛之间的水道，渐渐远离巴拉望岛西岸时，海水的颜色陡然由翠绿变为深蓝。船尾处仍可见海蟹游动的清晰身姿，船头处却已是波涛万顷，滚滚而来。一瞬间，我不禁喝了一声彩。 　　少年时代搭乘“远望二号”航天测量船出长江口、驶向舟山海面的记忆，使我对海水色调随离岸远近的层次变化，早已有过清晰的印象。但在如此迫近的距离上，观察“南中国海”这一貌似熟悉却素未谋其面的独特水体，依然给人别样的震撼和激动。当午夜前后渔船抵达南沙群岛舰长暗沙以西时，我甚至开始畅想：不知1946年那支南下光复海疆的中国舰队，在沿途是否也曾目击过同样的星斗、鱼群与霞光？ 　　这是一片安静而单调的水体，也是全世界最剑拔弩张的海域之一。分布于南海之中的250多个大小岛屿、环礁、暗沙、礁石和沙排按照地理位置的靠近程度可以划分为5个群岛，共有6国7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对其提出各有差异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EEZ）诉求。在我们即将前往的南沙群岛，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暗沙和暗滩中，有43个分别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所占据，其中越南占29个，菲律宾占9个，马来西亚占5个，中国台湾控制太平岛，中国大陆有效控制的岛礁仅有8处（文莱也对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但未有占领）。每个国家都在部署越来越多的两栖舰艇、远程飞机、巡航导弹乃至柴电潜艇，以支撑自身的领土和安全诉求;每个国家也都试图吸引尽可能广泛的舆论关注，以便伸张自己的诉求。考虑到全亚洲海上贸易吞吐量的90%以及由中东输往东北亚的油气资源的95%都须穿越这片半封闭的边缘海，南海局势的紧张早已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忧心忡忡的焦点。 5月10日，航行至曾母暗沙附近海域的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中国最南端的海疆进行宣誓仪式 　　对致力于获取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全方位的海洋活动能力的中国来说，南海问题的性质同样是双重的：在地区层面，它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手腕、沟通能力以及战略经济的加成作用;亚洲这个21世纪初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能否继续保持繁荣，与此有直接关联。在全球层面，它涉及中国与美国这个当前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是否能避免法国、德国、苏联等陆海复合型国家曾经踏进过的海权陷阱。从这个角度看，关注南海，意义恰恰在于超越南海。就像数年前一位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对我所言：“几乎所有一时之雄都曾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但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文明才能长久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 “边缘地带”的海洋转型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乃是一种“海洋转型”（Maritime Transformation）进程，它试图把高度自给、立足内需、奉行保护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拥抱国际市场、实现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利的增长模式;后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中国在海洋转型的前30年未曾遭遇重大反弹，与此不无关联。 　　 　　从地理政治学角度看，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或者说“边缘地带”（Rimland）国家――拥有进入大洋的通道，背靠自然障碍较少的陆地，须同时面对两个战略方向。“海权论之父”马汉将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一国海权发展以及海洋能力成长的主要条件归纳为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六项，其中前三项就本质而言都是地理性的。一个无须在陆地上自保或扩张的国家可以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权，这是英、美等国的先天优势;反之，陆海复合型国家往往要同时面对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在战略重点的选择和陆海两个方向的资源分配上需要更精细的战略缔造。这种缔造不仅与该国本身的战略意图有关，还要考虑它会给既有权势结构中的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用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可以由它自己决定，但这种努力是否奏效则取决于其他国家会做什么反应。” 　　这里说的“其他国家”，不仅包含了因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而受到直接冲击的主导性海上大国，比如拿破仑和威廉二世时代的英国、“二战”后至今的美国，也包含了与该复合型强国在陆地和海上毗邻的其他国家。后者甚至要比主导性海上大国更早和更直接地感受到陆海复合型强国调整其国家战略与军事路线带来的压力，这些国家的即时反应尤其是带有抵制倾向的反应，对主导性海上大国采取遏制战略来应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崛起，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015年11月3日，美国太平洋司令哈利?哈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