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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蒽环累积剂量550mg/m2发展为心力衰竭的概率为0.07％，而在使用了任何剂量蒽环的 64岁以上患者中，充血性心竭的发生风险增加29％文章14。值得注意的是蒽环类药物如多柔比星和曲妥珠单抗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后者较常用于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最近有两项大型试验比较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单独化疗与化疗联合曲妥珠单抗的两种方案，证实了单独化疗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生率为0.45％，化疗加曲妥珠单抗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生率为2.0％ [58]。 最近一项中位随访20年的队列研究64报道了与未接受多柔比星治疗的人相比，进行250mg/m2多柔比星治疗或纵膈放疗的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首次发生心衰的风险是对照组的4.5倍。类似地，造血细胞移植的长期存活者（n = 5,244）的病例对照研究45发现250mg/m 2蒽环治疗的患者中心衰的发生率近10倍（优势比[OR]，9.9）高于低剂量（150mg/m 2）蒽环治疗的患者。这些关联与以前的研究22,31,43,53一致，表明高剂量蒽环（如200—400mg/m 2）是发生心脏毒性的显著高危因素。在调整蒽环类药物剂量，性别和合并症后，与没有纵隔放疗相比，高剂量（30 Gy）纵隔放疗心衰发生率增加2.8—4.7倍64。与没有纵隔放疗或多柔比星治疗患者相比，低剂量（250mg/m2）多柔比星的心衰发生风险增加了5.4倍。在乳腺癌患者中，与低剂量表柔比星治疗相比，表柔比星累计剂量600 mg/m2发生心功能不全概率明显增高15,16,36,37。 文章13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估计，在2012年美国至少有1370万癌症幸存者存活到2022年这一数字将接近1800万。 共有67％诊断为癌症的成人将活过5年， 75％诊断为癌症的孩子将活过10年。化疗或放疗可引起短期和长期心血管并发症。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发现，1807名癌症幸存者随访7年，33％死于心脏病，51％死于癌症。化疗诱导心脏毒性的主要原因是蒽环类药物的广泛应用。尽管努力确定风险因素，发展毒性较小的衍生物，并致力于早期检测亚临床毒性，依旧没有对预防蒽环类诱导心脏毒性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最新的蒽环诱导心脏毒性的分子机制研究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心脏保护策略。 心脏并发症的首次报道发生在引入柔红霉素后的几年（3）。 1979年，描绘使用蒽环后心衰发生率（由临床体征定义和症状如呼吸短促，颈静脉扩张，S3疾驰，心肥大，肝肿大，或心包积液）的剂量-毒性曲线产生了（4）。接受累积剂量400,550或700mg/m2的多柔比星患者的心衰发生率为3％，7％和18％。 因此，肿瘤学家通常限制累积蒽环类药物剂量低于550 mg/m2（5）。心脏成像技术的引入，实现了心力衰竭或无症状的左心室（LV）功能障碍的检测，让人们意识到蒽环类诱导的心脏毒性发生率高于既往估计。 在2003年，多柔比星累积剂量400，500和550 mg / m2心力衰竭发生率为5％，16％和26％（6），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限制量被改为为400至450 mg/m2。 蒽环类治疗期间或之后测外周血中的肌钙蛋白是一种减少侵入性替代活检以识别心脏蒽环类药物治疗的损伤的好方法。肌钙蛋白与心脏事件发生率相关，在一些患者第一周期蒽环治疗结束时即可检测到（9），没有蒽环类诱导的心脏毒性的安全临界点。蒽环诱导的心肌病根据使用1年作为临界值分类为早发或晚发（10）。累积使用蒽环心脏事件的发生率在用药1年后达峰值（11,12）。因为研究不足，晚期心脏毒性的实际发生率很难确定。 多中心的儿童癌症研究报道显示其他的肿瘤治疗或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可能在引起迟发性心肌病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13）。 这项研究也显示肿瘤患者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13）。 以前，关于蒽环类诱导的心肌病最广泛接受的假设为通过蒽环之间醌部分和氧分子等细胞电子供体的电子交换产生过量的活性氧（ROS）（14）。 蒽环类与经历氧化还原循环的铁形成络合物并产生氧自由基。尽管体内体外实验都证实蒽环治疗后心肌细胞产生活性氧增多，但抗氧化剂和铁螯合物其实并不能预防心肌病（16,17）。拓扑异构酶（Top）2b最近被揭示为蒽环类诱导心脏毒性的关键介质（18）。Top2 在DNA复制、转录、重组中对DNA进行解螺旋（19）。 在人类中，有2种类型的Top2酶：Top2a和Top2b（20）。 Top2a主要存在于增殖细胞中，是DNA复制所必需的，并且被认为是蒽环类抗肿瘤活性的分子基础（21）。 相反，Top2b存在于所有静止细胞，包括心肌细胞（22）。 蒽环对Top2的抑制引起DNA双链断裂，可以导致心肌细胞死亡（18）。多柔比星诱导的心脏毒性涉及p53的激活和凋亡途径（23）。蒽环诱导心肌细胞DNA损伤所致p53激活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