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docVIP

韦国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过去10多个月，总政治部主任仍空缺，总政的领导班子亟须健全。 　　197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韦国清，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8月29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的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张春桥篡夺了总政的领导权，韦国清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他很清楚，必须先把林彪和“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他遵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总政的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花几年时间，把政治机关特别是掌握干部的部门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的指示，集中精力整顿总政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抓政治工作拨乱反正，特别是对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他都坚决贯彻执行。他在总政任上五年，值得回顾的事很多，作为他的秘书，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韦国清抓的四件大事。 　　反对“两个凡是”最早介入 　　否定“两个凡是”，是邓小平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历史转折做出的重大决策。韦国清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最早介入批“两个凡是”，特别是1978年4月27日至6月2日，在韦国清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以下简称全军政工会）上，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进行面对面的公开批评，激烈争论，这在军内外，应为首例。 　　这次全军政工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向前发展的阻力。为了否定“两个凡是”，邓小平从军队抓起，1977年12月召开的军委全会，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的提议，决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首破“两个凡是”。韦国清参与研究，完全支持以军队要准备打仗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这次全军政工会，邓小平提出“新的历史条件”，实质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和总政代军委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非常重视，曾分别于1978年3月22日、4月11日两次找韦国清、梁必业、黄玉昆等总政领导和参加会议文件起草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和总政副秘书长姚抗谈文件起草问题。这两次谈话，他都强调要充分讲新的历史条件，讲清楚什么是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发扬优良传统，怎么提高战斗力。 　　韦国清以邓小平的指示指导会议筹备工作，亲自主持文件起草，讲新的历史条件，讲实事求是，实质是纠正“两个凡是”。他说：“我们面对的新条件是什么，就是20多年的和平环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变化，要联系这个实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会议的文件要体现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这期间，总政还通过贯彻军委全会精神，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十期评论文章，系统地论述“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为开好全军政工会奠定思想基础。 　　这次全军政工会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不为那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人所接受，在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挑起争论的是《决议》起草组中的一些人。他们对韦国清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会议主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尽管他们在总政党委正式讨论这个报告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在他们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始终不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阐述新的历史条件。梁必业副主任按照总政党委的意见，4月27日就提出，以后又反复强调，《决议》草案要按韦国清的报告进行修改，两个文件都要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统一起来，但这些人坚持不改。 　　会议开幕后，5月2日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5月10日下午转入分组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两种对立思想就在会上公开了。大家在讨论中发现，《报告》与《决议》在主要问题上口径不一致，特别是没有按《报告》精神写新的历史条件，而是一笔带过。在政治工作任务中，不写明“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各组一致建议，《决议》草稿要按《报告》的精神进行修改，和《报告》统一起来。 　　韦国清认为，经过反复做工作，这些人仍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为了更好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总政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位大军区级单位或军的负责人组成的《决议》修改组，同原来的《决议》起草组一起，对《决议》进行修改。5月16日，中央安排韦国清回广州为访华回国的齐奥塞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