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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创作困境研究(共8586字) 人类社会对“儿童”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都用相当长的篇幅阐释了人类对儿童观的认识过程:“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①在古希腊人看来，儿童和青少年两个词汇的含义是含混不清的，甚至可以包括从婴儿到老年的任何人。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里，人们对杀害婴儿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儿童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儿童观的转折以文艺复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前，儿童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儿童的价值和权利不为人们所认可，完全是成年人的缩影。儿童的各种行为以成人为标准，还没有构成完全独立的个体化存在。在生活中，儿童被限制各种自由，包括游戏娱乐。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化走出了封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人文主义思潮日渐成为社会的主潮。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儿童也开始受到新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儿童身心的和谐发展，将儿童视为有着特定人格的主体性存在。此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天性“白板”的儿童观、卢梭的“发现”儿童观、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等将儿童视为与成人同样的人，开始儿童的个性和人格建构。 在儿童观的发展过程中，媒介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距拉大，有读写能力和没有读写能力的界线将人划分为成人和儿童。到了15世纪，学校的建立和儿童日益受到保护，让儿童成为“未发展成形的成人”。此后，随着电报、电视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各种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开始在全社会迅猛发展起来，儿童与成人之间界线的历史根基发生了新的变动。中国儿童观深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儿童观有着相似性，但又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差异。王海英在《20世纪中国儿童观研究的反思》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儿童观在20世纪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国家儿童观和世界儿童观。如果我们对这四种儿童观从“儿童”视角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演变过程经历了一个“成人本位———儿童本位———成人本位———儿童本位”的历程。在中国传统儿童观中，儿童往往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庸，是成人的财产，是”缩小的成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②在西方文化和儿童观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引介和发展起来，并首先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开了先河。解放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又回到了成人本位(国家本位)上来，儿童成为受教育的客体。直到改革开放后，儿童观才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从家本位的儿童观、国本位的儿童观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世界本位的儿童观，20世纪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跨越式的变迁过程。”③尽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现代儿童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但是强大的传统封建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儿童观念的冲突影响着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因此，在当下文学中出现对同一儿童文学现象褒贬不一、争论不休的现象是非常合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确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源自近代中国学人对西方儿童文学观的引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量引进西方儿童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儿童的发现”成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当时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茅盾等文学家纷纷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倡导、创作和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经典，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在这些文学经典中，儿童不再是成人进行教育的对象，而是被作为与成人平等的朋友、知心人来参与故事叙事的。“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④但是随着后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当关注现实、关注时代、拯救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作家们开始将儿童文学写作转向对“现实批判”，因此革命儿童文学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镇。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黄谷柳的《虾球传》等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三毛流浪记》对社会现实的鞭挞、对善良乐观的小三毛的塑造，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的欢迎。解放后，儿童文学成为宣传政治思想、教育儿童的工具，出现了《小桔灯》、《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宝葫芦的秘密》等时代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教化功能变得非常突出。到了新时期，伴随着“文学的回归”和“人的回归”，儿童文学观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