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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立法完善路径研讨(共3458字) 国外关于内部审计的立法有下列几种情形：第一类，内部审计法。国外的内部审计法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综合性的内部审计法，如以色列颁布的《内部审计法》，不仅适用于公用单位，也适用于所有公众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具有较为普通的约束力。①二是专项的内部审计法，如百慕大群岛在２０１０年也制定了《２０１０内部审计法案》，该法律尽管名称是内部审计，但是实质上是关于政府部门和机构组织的内部审计工作的基本规范。②拉脱维亚共和国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制定颁布了《内部审计法》，同样也是关于政府部门和机构组织的内部审计法律。第二类，地方审计法案。如南非共和国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在２００１年就颁布了《内部审计法案》。第三类，其他法律中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如《以色列公司法》第四章“公众公司中的内部审计师”，就是专门针对内部审计的法律规定。第四类，相关法律法规对内部审计的衍生影响。如２００２年７月，美国国会颁布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强制要求扩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范围，强化监管力度，同时强化法律责任的惩处力度。在《萨班斯法案》的推动下，２００７年６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与财务报告审计相结合的内部控制审计》，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准则第５号》。从此，内部控制审计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种类，大大提升了内部审计地位。但是，对于内部审计工作，在西方国家更多是民间组织的自律行为。例如，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ＩＩＡ、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ＩＳＡＣＡ等组织发布的关于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系列规范等，在国际内部审计领域，这些规范性文件具有较高的约束力并且直接指引国际内部审计的发展方向，把控着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高低，也把控着国际内部审计师的执业门槛的高低。　 我国内部审计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没有专门的《内部审计法》。国家审计主要依据《审计法》对国家机关、军队、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审计，社会审计主要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经委托对被审计单位开展审计。内部审计却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审计署４号令只是部门规章。导致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的三大板块的立法层次不同，出现此长彼短，彼硬我弱的情况。 第二，《公司法》中没有专门的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内部审计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念已成为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共识。然而，我国《公司法》中仅有３处提到了审计，分别在第６３、１６５、１７０条，且都是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完全没有提及内部审计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是导致公司内部审计地位低，定位不明确，公司治理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现有内部审计规定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认为内部审计是“独立的、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其主要作用是“增加价值和改善运营”，主要目的是“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内部审计的重点在于风险、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程序方面，被赋予“监督、评价、增值和服务”的四大功能，表明内部审计的世界发展潮流是从“监督型”转向“服务型”。国际上关于内部审计的最新发展没有充分体现在我国内部审计法规中。我国审计署４号令沿袭了《审计法》的监督主导型的定位，即内部审计是“真实、合法和效益审计”，我国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２００３）认定内部审计是“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审计”，该定义比审计署４号令的定义内容宽泛，较为接近国际内部审计协会的要求，但是，仍然是不全面的，本质上没有超出“监督型”定位模式。 第四、法律规定不全面，缺乏操作性。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审计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部《审计法》是对国家审计工作进行规范的法律，没有列出一个板块来规范内部审计。《审计法》第二十九条强调内部审计必须接受国家审计的监督，只是附带性的法律条文。二是“指导和监督”没有实施细则，难以操作。审计法规定审计署对各内部审计机构具有“指导和监督”权，但审计署没有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该项工作，也没有制定实施细则以确保正常行使该职权。在操作上几乎是空白，主要由本单位和行业自律组织来规范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 第五、部门规章力度不够，刚性不够，且执行力不强。审计署４号令第三条规定单位“可以…配备总审计师。”由于该项规定缺乏刚性而且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导致我国绝大多数部门和国有企业没有设立总审计师。实际上，我国的内部审计法律制度大多数是指导性的，多数情况是使用“可以”、“应当”等字眼，如４号令第八条审计经费“应当列入财务预算，由本单位予以保证。”造成各单位在执行制度上大相径庭，各不相同。第十二条关于内部审计“处理、处罚权”问题，由于缺乏监管部门和实施细则，绝大多数单位的内审处理、处罚权旁落。很多单位的领导认为“审计管事，监察管人”，当然，处理、处罚成了监察部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