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嵌入性的社会学解读(共6155字).docVIP

制度嵌入性的社会学解读(共6155字) 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制度形成的整体性分析视野范例，诸如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分工论》中，都对经济制度的形成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做了精辟的分析。制度嵌入性的提出如果从学术溯源上看，它是从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分析开始的。嵌入性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波兰尼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化进程的经济》以及《大转变》等著作里面，他在对原始社会经济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经济是嵌入到各种非经济因素中；而这种非经济因素，还起着关键性作用。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波兰尼（1957）指出，人类经济是嵌入或网络于制度、经济和非经济的环境之中，非经济因素也异常重要。宗教和政府在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这些集中阐释了波兰尼关于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的主张，同时强调经济活动中社会影响重要地位等。但是波兰尼也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市场经济的时候，经济活动就不再向原始社会那样受制于社会了。格兰诺维特否定了波兰尼在市场条件下，经济行动不受制于社会因素的命题，他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的经济行为同样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中。他在1985年于《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他明确提出了“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将网络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格兰诺维特的行动嵌入性有一个分析基础，即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以及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都是不可取的，这点在格兰诺维特很多论文中都有反复强调。格兰诺维特所指的“嵌入”有学者把他界定为”弱嵌入性”，既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构建，同时也指明了人在行动中的自主性。这点在他的《门槛模型和集体行为》以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观点》等文章中都有集中的展现。［1］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分析，除了在经济行动层面展开外，在制度层面他也进行了集中的阐释，《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便是这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中，格氏回顾了新制度经济产生的理论基础，并指出由于其经济学科范式，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是没有考虑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经典的社会学假设，并指明了新经济社会学“…既不是把经济学论据的价值抛向窗外，也不会像被它迷惑那样去产生一个丢掉了古典社会学传统的‘理想选择’理论，代之而其的是，它将寻求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如何与经济制度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整合…”。［2］在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上，既“…强调与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集体行动有关的偶然性，同时也强调被现存制度施加的限制…”。［2］在对既往研究的过度社会化和不足社会化批判后，格氏明确提出了经济制度的社会构建分析路径和分析策略，格氏把经济制度问题转换为包括集体行为的资源流动的问题，［2］从而把他所提倡的社会网分析注入到制度分析层面，打通了行动分析微观层面到制度分析宏观层面的桥梁。在分析策略上，格氏采用了案例分析方式，举证了东南亚海外华人经济团体发展以及美国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说明了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如何受到社会网影响的。在分析中，他强调了信任以及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这样两个要素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制度的嵌入性有三个基础性的特性：整体性、弱嵌入性以及混合主义等。格氏在讨论制度构建过程中，他讨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同时也通过案例说明了这些个体要受到他们所在的社会网络中所能得到的结构和资源的帮助和限制，制度构建主体和客体统一在制度形成过程中，这点也清晰体现了格氏整体分析的倾向。格兰诺维特所提倡的“新经济社会学”区别与传统的经济社会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对“人是社会人”这个命题的部分修正。格氏在对人性分析立场上，一方面肯定了人在行动过程中受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内隐化的道理道德影响，同时也强调人在行动中的理性，人在行动中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理性又不等同于新制度经济学里面的“理性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格兰诺维特的人性假设是偏向于社会学立场的。由于人在行动中的重要性和结果的偶然性，因此在制度构建中，这种制度的嵌入性也是弱嵌入性。通过格兰诺维特的这些假设和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制度嵌入性是一种混合经济学和社会学范式，是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分析视野。［2］ 格兰诺维特的制度嵌入性命题是在批判经济学中低度社会化倾向以及社会学中过度社会化不足基础上提出的，他试图从破除主客体二元对立角度来整体阐释制度构建过程，格氏用社会学的立场回应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命题和研究路径。应该说，格兰诺维特的制度嵌入性对制度分析贡献良多，开拓了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