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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屏风艺术研究(共6026字) 到汉代，屏风的实用功能开始初显，其形制也较前有所增加，除了原有的座屏外，还出现了小型座屏、枕屏和多扇组合的围屏。围屏常与茵席、床榻结合使用，由两扇或三扇连结而成。顾恺之在《列女图》中就绘有一架山水围屏，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围屏的刻画，它均围于主人宴饮的茵席、坐榻外侧。蒙德里安曾说“艺术，不只是生活的表现，还是生活发展的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艺术设计作为艺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更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屏风艺术同样如此。围屏的形成及使用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联系着。中国古典建筑采用柱梁式框架结构，室内空间高大而宽阔。且汉代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茵席和床榻成了人们活动、就寝的主要场所。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富豪显贵们常设置围屏来体现自己尊贵显赫的地位和身份。同时，围屏还具有分隔空间、挡风、避寒的功能。因此，围屏的形制与功能是当时特定的起居方式下形成的必然产物，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在汉代画像石中，还多次出现枕屏。枕屏或称之枕障，是立于枕前的低矮的小屏风，就寝时用以挡风。[1]可想而知，这样的枕屏出现于汉代也是源于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而绝非我们现在睡在床上使用的物品。到南北朝时，屏风的制作工艺与装饰形式有了明显变化。屏风的种类与数量也随之增加，各种小座屏、砚屏、插屏以及十多扇的曲屏应运而生。[2]在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出现在生活中的各种造型的屏风。至隋唐初年，屏风再也不是当初“一屏风就用万人之功”的奢侈品。它渐渐走入民间，成为普通人家的家居用品。屏风的体量也有了明显增大，出现了多种大型屏风。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屏风的形态，以及屏风使用时与家具搭配的场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家具的造型样式与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除了唐代逐步富裕的经济和产生工具的发展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人们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的逐渐改变，家具的主流也由低矮型向高足型发展。因此，高足坐具的使用，床榻形体的普遍增高对屏风形制的改变起了决定作用。说到唐代的大型屏风，一定要提到大型的地屏。《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中这样说道“：古人春秋两季，经常在户外活动，因为屋里没有电，采光不好，大量聚会都在庭院中。而在院外聚会时，要有一个中心，于是这种地屏就被拿出来摆放”。[1]可见，地屏发挥了对活动范围作出大概界定的作用。同时，因其置于室外庭院中，也发挥了遮挡风寒的功能。在马和之的《孝经图》中（图2），画家在主人身后就描绘了一架大型地屏。也正是因为地屏的体积之大，才有了唐代佳人倚屏而思的优美诗句。如：韦庄的“欲别无言倚画屏，含恨暗伤情”；李珣的“倚屏无语捻云篦，翠眉低”。从这些诗情画意中，我们感受到当时大型地屏在生活中的应用。 除此之外，唐代还出现了折屏。折屏是在传统围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般有四、六、八、十二扇等式样。折屏的每扇屏芯都为制作者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表现空间，他们以屏芯为载体，进行艺术创作，书法、绘画、雕刻、镶嵌等表现形式应有尽有。因此，也就有了“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床上翠屏开六扇，折技花绽牡丹红”的经典描写。诗中提及的“六曲”、“六扇”均指六折屏风。这种折屏在明清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现存的屏风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经典的佳作。明清时期，由于对外经济的交流，大量优质木材的输入，住宅与私家园林的兴建等诸多原因，促进了家具业的发展，使得明代家具成为中国古典家具发展中的里程碑。由此，屏风艺术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传世实物来看，明代屏风在形制上虽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以座屏、折屏为主要形式。但是，屏风的装饰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原先的实用功能逐渐被奢华的装饰功能取代。如故宫藏《群仙祝寿图折屏》（图3），折屏共十二扇，高3.23米，通宽6米，采用刻漆描金彩绘工艺。在屏芯的正面彩绘《群仙祝寿图》，仙山之中神仙荟萃，祥云飘逸；屏芯的背面彩绘《百鸟朝凤图》，灿烂的百花衬托出美丽的凤凰及鸳鸯、绶带、黄鹂、八哥等瑞鸟，组成了一幅盛世祥和的画面。折屏正背两面的边框均用雕填的手法刻画了博古纹饰和描金花边。如此精美的折屏正是当时追求华丽装饰风格的产物。明清时期还出现了挂屏，即悬挂于墙壁上的纯装饰的屏风。这些形制的屏风与豪宅、私家园林一样，也成了体现身份的奢侈品，这一变化缘于明清时期崇尚奢靡的社会风尚，与人们的审美取向紧密相连。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屏风由当初的礼仪用具发展到挡风屏蔽的实用家具，再由实用家具演变为装饰用品。这期间，屏风的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屏风的形制始终与其功能联系在一起，并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屏风的材质变化与工艺发展 古代屏风不仅形制多样，而且材质丰富。从大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