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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与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共4135字) 本文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土地作为农民问题的核心不仅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重要资源，更是目前困扰“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农村土地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农地利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措施和行动，是党和国家在农村所有政策的基石，直接关系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本文仅就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土地改革与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进行孤立和仇视，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国内阶级斗争依然相当激烈，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政治和经济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在中国，“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等。……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1]在广大新解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中农和雇农，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到30%，而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70%到80%的农村土地，我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因此，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种有其田”，把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从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 正是基于这种背景，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并于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 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把地主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获得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到1952年低，我国农业生产就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53.5%，平均年增长率为14.1%；粮食产量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9.3%，棉花增长53.6%，。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52年农民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增长30%以上，从而为新生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农业合作化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革命的逻辑决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必然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被提上日程。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而我国的国情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所依靠的的资源仍然只有农民及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增产增收。 但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的低效性不仅影响了国家工业化所需资源的提取，更为严重的是引发了农村社会新的不均衡。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农业生产要素按人口私有均分，在我国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状态下使整个农村社会小农化，并没有实现劳动者和有限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造成农村生产力低下。许多贫农因经营生产和生活困难，甚至出卖土地、举债和受雇他人，在农村出现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既牺牲了公平，又牺牲了效率，给新生国家秩序带来巨大压力。而随着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小农经济的低产出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建设化供求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因此，“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2]要克服小农经济的固有弊端，解决工农业发展供求矛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3]在合作社中“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4]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循序渐进的步骤，通过以土地私有，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以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步骤，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自此，一场轰轰烈烈地改造个体农业经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 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1％，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成为我国农村的唯一土地政策。农民土地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首次分离，彻底消除了农村产生阶级剥削出现两极分化的根源，再次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