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作利用授权之代理、经纪与集体管理-着作权笔记.doc

著作利用授權之代理、經紀與集體管理 章忠信( 本文刊載於98年11月「智慧財產權月刊」131期 壹、前言 著作人完成著作後，必須使著作廣為對外流通，始能獲得相當對價，支持其繼續創作之生活所得。由於長於創作之人，未必善於行銷，故關於著作之對外流通與報酬之收取，委由專業處理，始能獲得最大效益。 著作利用之授權，屬於高度專業，而著作之利用，約可區別為個別利用或集體利用，不同利用型態，應循不同管道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適於大量使用不特定著作之授權，代理與經紀則適於利用個別特定著作之授權，此二管道未必絕然分立，偶爾仍得以合一方式處理，惟制度上應使著作財產權人或利用人有自由選擇之機會。現行法制對於此二管道卻相互排斥，迫使著作財產權人必須擇一而行，無法兼得，利用人更是處於被動之地位，完全受制於著作財產權人選擇之後果。本文從現行不合理之法制架構，分析著作人因應變通之道，釐清長久以來各界對於善變者之誤解，並提出修法解決之建議。 貳、著作利用之授權 著作人完成著作後，為使著作廣為接觸，獲得相當對價，若非依著作權法第36條讓與著作財產權，則是依第37條授權他人利用著作，縱使是受讓取得著作財產權之人，終究亦須透過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以獲得對價。故著作利用之授權，實為著作獲取對價之核心。 關於著作利用之授權，可區分為「非專屬授權」及「專屬授權」。前者，著作財產權人在授權範圍內，仍得自行利用或再授權他人利用，而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受讓取得著作財產權之人、因受雇人完成職務著作或因出資聘人完成著作而取得著作財產權之人，除了面對複雜的著作利用之授權，缺乏談判上之專業能力外，對於無所不在之著作利用情形，也是力有未逮。如何借助授權專業，降低授權成本，始終是著作財產權人追求提高授權效益之目標。從而，代理、經紀或集體管理，憑藉其專業與效率，有助於著作財產權人」，首見於81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81條，經過90年該法之再修正，現行條文規定為：「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權仲介團體。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13條所稱著作財產權人將其著作財產權「交由」仲介團體管理，其法律關係有諸多可能，包括民法上之代理、交互計算、委任、居間、行紀，或信託法中的信託，另亦包括著作權法第37條之「非專屬授權」或「專屬授權」。由於本條例立法當時，對其究屬何種關係，各方意見不一，最後僅於條文以「管理契約」為名，並以「交由」一詞交待，未予明確規範。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13條禁止著作財產權人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後，自行再為「平行授權」，其立法目的原本在避免利用人無法判別應向何人洽談授權，導致市場混亂，此一規定致使所有著作權仲介團體，均與會員簽署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之專屬授權契約，將「所有著作」之「所有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則惟有著作權仲介團體有權進行授權，著作財產權人反無權再為授權，此一規定使著作權仲介團體全面掌控著作利用之授權，著作財產權人無由與利用人進行各別之授權，一方面讓著作權仲介團體獨占授全市場，另方面亦使有能力或機會進行個別授權之著作財權人，基於現實考量而無意願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竟使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於我國績效不彰，甚至危及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生存與持續經營。 著作財產權人加入著作權仲介團體後，是否一定須將「所有著作」之「所有著作財產權」，交由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智慧局雖採肯定說，但此項見解並非毫無爭議。事實上，本條例於85年立法之初，並無意要求著作財產權人於入會後，應將其所有之著作財產權交由仲介團體管理。目前於立法院審議之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修正草案第3條第1款原本將「著作財產權人將其現在及未來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權利交由管理人管理」列為「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之一，但於行政院審查時，以「現在及未來」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範圍太大，已予以刪除，認為「其授權範圍，由雙方依契約約定」，此一爭議，未來完成修法後，將可獲得釐清。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13條第1項禁止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平行授權」，其不合理之處，更擴及於委託其代為收費之非會員。該條例第28條要求著作權仲介團體不得拒絕非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要求代為管理著作財產權，然而，第29條竟將第13條第1項準用至著作權仲介團體與非會員之著作財產權人之間。 禁止會員「平行授權」，對於會員之吸收產生重大排擠效應。自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86年11月5日制定公布迄今，主管機關先後共許可成立了9個著作權仲介團體，分別管理音樂著作、錄音著作、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