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犯罪率.doc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犯罪率 摘　要:在本次修正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我国实务部门有些学者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急剧上升为由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犯罪率确实大幅增长,但根据联合国以及我国的相关统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犯罪率、犯罪增长速度、严重暴力性犯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率等都不高,甚至相当低,因而以此为由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是难以成立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犯罪率;犯罪增长速度;严重暴力性犯罪率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于2003年被正式列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由于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未能通过, 2008年又被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此期间,学界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论文,并推出了多个专家建议稿①;全国人大法工委也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讨②。通过这些研究和研讨,学界和立法机关就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逐渐形成共识: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过分偏重对犯罪的打击,对人权保障关注不足,刑事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非常普遍,因而本次修正刑事诉讼法应以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为侧重点。正因为如此,人大法工委《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征求意见稿)》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要求其委托的辩护律师在场的,辩护律师有权在场;对于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另一方案: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升为辩护人并赋予其辩护人全部权利,如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等;以刑讯逼供、威胁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等等。 然而,以上修改思路受到了来自公安系统的强烈反对。公安部法制局前局长柯良栋先生在2006年9月26日杭州举行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上发言,以及随后在《法制日报》上发表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重视的问题》及在《法学家》上发表的《谈谈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两文中,对反对意见进行了深入阐述。在公安机关反对学界及立法机关现行修改思路的诸项理由中,一项重要理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性犯罪率急剧上升,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因而不宜将强化人权保障机能作为本次修正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标。如柯良栋先生论证道:“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各种因素大量存在,刑事犯罪处于高发期,社会治安形势复杂。刑事案件发案已经从1996年的160余万起增加到2005年的460余万起。在各种犯罪中,暴力犯罪增长较快,危害加大。……从有关经济发展和犯罪增长的轨迹看,我国的犯罪数量仍然存在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消极因素比较活跃,通常情况下违法犯罪数量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采取积极、主动的刑事政策,不断适应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及时赋予执法机关更多、更有效甚至是特殊的措施和手段,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犯罪浪潮。”① 以上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犯罪率确实大幅度上升。据统计,自1978年到2005年,我国犯罪率从每10万人56起上升到369起,增长了5. 6倍[1]。但笔者认为,以此为由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是难以成立的。原因在于:首先,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之所以犯罪率非常低,是由于当时政治上奉行极左路线,经济上实行严格的计划体制,国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结果,而这种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非正常的管理模式,因而以这一时期的犯罪率为基点论证我国现在犯罪率过高,并以此为由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是不合理的。其次,全国人大法工委《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主张确立的侧重强化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诸项制度大多借鉴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因而在探讨我国应否确立这些制度时,应当以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如果我国的犯罪率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幅度增长,但仍然低于这些国家,我们就没有理由以此为据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反之,只有我国的犯罪率比这些国家还高,我们才有理由以此为据反对强化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 那么,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犯罪率是高还是低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其主持的第八次全球犯罪趋势与刑事司法系统运行状况调查项目中统计到了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犯罪数量、犯罪率及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