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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江益搞社教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于1963年上半年。当时，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称“五反”，后统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 　　从1963年12月开始，我先后在瑞昌县参加两期面上社会主义教育，每期一个月，时间短。还参加了一期点上社会主义教育，时间达3个月。到1964年9月，九江地区决定组织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一个县一个县地开展工作。 　　当时，瑞昌县选派了300多人的队伍，于9月中旬到九江地委党校学习。参加学习的还有其他县的工作队员。学习时间一个月，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央的“双十条”，即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1963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又称“后十条”）。同时还学习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讲话等。其中对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较具影响的是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等四个社教典型材料。学习十分精细，如何演讲中央文件，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每个细节都有重点发言、讲话和精细讨论。并对队员制订严格的纪律，印发队员守则，人手一册。 　　11月初，全部队员进村。瑞昌县工作队负责永修县的江益公社，正、副队长由县委书记和县里主要领导担任，各大队组长都是局长级的干部。我分在爱国大队，每个生产队2至3名队员。人多、声势大，从一开始，整个运动气氛就很紧张，过去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人都老实了。 　　进村后，首先是宣讲“双十条”，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这段时间工作是较平稳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进行“四清”，对有问题的干部（即所谓“四不清”干部），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有问题的人员进行清查、揭露、批斗。运动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的体罚、逼供等过火行为。有个别大队搞了24种刑罚，最残忍的是打“破头钉”。这个时期，有的大队出现干部自杀的惨剧。工作队员有许多人思想很压抑。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概在12月初，整个工作团分工作队集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右倾”整风，简直是极“左”思潮的一次火上浇油。当时工作团对整风有个指示，大体内容是：如何建立一支革命的队伍，这就要求边打仗边练兵，提高队员对当前阶级斗争特点、形式的认识。要认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新的革命运动。革别人的命，必须先自我革命。当前队伍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对严重阶级斗争、和平演变、两面派政权看不见。产生原因是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求四平八稳、照章办事、不犯错误。有的认为是“老农村”，有经验，自以为是；有的自以为能干，不学外地经验。根据指示精神，队员们先自我检查，然后对重点对象进行批判。 　　这次“反右倾”，不少人受到批判和处分，有的被开除队员资格送回单位，有的则处以就地劳动改造。 　　经过“反右倾”后，极左思想更加严重。整风后，各大队分别召开了两级干部会。大队、生产队所有干部都要进行检查，大搞人人过关。检查时，弯腰、低头等体罚是常有的事。 　　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整个运动进行到1965年1月底。这时中央对运动中的错误有了觉察，便于1965年1月14日发出《农村社教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通知，对极“左”思潮进行纠正。当时文件只传达到工作队员，还规定不准记录、不准外扬，怕引起运动反弹。文件传达后，队员们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有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1965年春节来临，除留少数队员留守外，大多数都放假回家过春节。 　　春节过后，回村工作。此时就公开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后期运动按“二十三条”指示进行。到1965年3月底运动结束。这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所在的江益公社是不成功的。 　　1965年4月，我又到九江地委党校学习半个月，分到永修县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前期的教训，按照“二十三条”指示进行，运动进行得比较稳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9月底运动结束。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揭露、批判了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确实教育了群众和干部，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当然，1964年下半年的那场极“左”思潮指导下的运动是错误，是极不可取的。 　　我前后参加了近两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不但教育了别人，也同时教育了自己。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