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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他乡，处处可寄情 　　马东旭的散文诗读过不少，在年轻一代的散文诗人中，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我至今没有见过他，但从有关他的一些介绍中，我知道他出生在豫东的农村，当地的小地名叫申家沟。为了生存，他曾经四处奔波，如今到了南疆的和田市洛浦县下面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租地种枣，延续着作为农民的身份，村庄叫托格拉艾日克。申家沟、托格拉艾日克，虽然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一听这两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诗人在其人生旅途上所面临的是两个在地域、文化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地方。东旭曾经出版过一本散文诗集叫《申家沟》，是以他的家乡作为题材的，或者说，他是以诗的方式为家乡那片土地立传，可以看出他和故土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关联。如今到了他乡，或者可以称为第二故乡，他肯定会有新的不同的体验。 　　这组作品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交织着诗人对故乡和他乡的不同体验。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诗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比如务农，但他在其中获得的感受却是存在差别的：他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带给他的却是踏实、安宁；他身处异乡，但异乡带给他的却是流浪与孤独。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交织，构成了马东旭散文诗中的矛盾与纠结。 　　在马东旭的散文诗中，交织着两种值得关注的情感取向。 　　一种是向下的、悲剧式的，常见的包括悲痛、孤独、无助等等。他在《托格拉艾日克》中写道： 　　哦，在卷起的尘土中。 　　看不出我们的悲与欢。 　　与孤独。 　　与无助。 　　这几个词语快要把我的肉身涨破了。 　　“这几个词语快要把我的肉身涨破了”，说明诗人的这类体验是来自生命内在的，而且是向内压抑的，甚至积累了很久，力量很大，喷射出来就是让人吃惊的诗句。我们应该理解诗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取向，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带有一定的悲剧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悲剧性就是源于个人的梦想与其所面对的现实的冲突。“这种冲突难以得到缓解的时候，承载的人要么爆发或者突破，要么压抑或者自我消解，而真正能爆发或者突破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承载这种冲突的人来说，他们就不得不面临向内的压抑。压抑必然带来痛苦，有时甚至会走向绝望。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有一种观念，叫诗善忧郁，说的或许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痛苦、忧郁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内涵，于是就容易出现多样的诗。 　　悲痛、孤独、无助等等体验是马东旭诗歌的深层诱因核动力，也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他说：“悲伤是体内的殿，孤独是另一个殿。”（《此刻》）但是，诗善忧郁，并不代表诗歌就只能写忧郁，或者就只能在忧郁之中徘徊彷徨。诗人或许不一定是生活中的强者，但他们肯定是精神的强者。优秀诗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能够于忧郁之中找到方向，找到目标，实现对现实与生命的超越，也实现自我的超越，就是我们前面所“的对痛苦、孤独等体验的自我消解。于是，在马东旭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另一种情感与精神取向，那就是超越的、神性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依靠心力、定力和自我调适才能实现的精神状态。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努力参与自我调适、自我救赎的诗人，我们可以从马东旭的作品中读出很多怨，但他往往在怨中寻找、集聚、提升属于自己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使他的诗中几乎没有恨，而是依托这种力量将其向下的、悲剧式的人生体验予以释放、修正、提升，于是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又有向度的诗意，包括令人感动的悲悯情怀：“我想到了霾。/想到了霾包围的人类，突然落下了泪水。”（《新的一天》）“必须原谅这个世界的飞沙、走石，种种疼。”（《居江湖之远》）具有悲悯情怀的诗往往不只是诗人对自我的打量，而是蕴含着对更多的人甚至人类命运的关注，它可以带来生命的温暖与精神的慰藉，有时甚至可以发挥独特的引领作用。 　　马东旭的超越是带有神性的，也与带给他生命的故土有关，他甚至会借鉴宗教的理念来推进对生命压抑的释放、调节。试读下面这些诗行： 　　此刻，我在金色的黎明中，远离喧嚣。我崇敬的圣殿，散出奇异之香。合十的手掌，几乎触到了穹庐的蓝。 　　――《新的一天》 　　桃花，飘着异香。但不是桃花阵。涓流，犹如金色的绸缎，奏着永恒的圣歌，终古如斯。于此，我颂出最美好的祷词：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类的债。我觥筹与自己，并交错。我学画画，画梅兰竹菊。做四君子，做四君子的主人。 　　我热爱草木和麦田，热爱篱笆和狗，星群和罗盘。热爱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在靠近灵魂的银河，神赐的。没有风暴。 　　――《我在申家沟，像梭罗》 　　诗人说：“我是自己的上帝和国度，亦是自己的十字架。是自己的废墟，亦是废墟之中的残余。”（《居江湖之远》）但我们发现，吟唱着这类诗句的诗人，在面对于大自然、面对故乡、面对神圣的启示的时候，他的诗也可以有轻松、超然的意境。用俗话来说，诗人把现实之中该看透的都已经看透了。他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适合生命的新的向度，这种向度就是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