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媒介素养与可持续生计关联分析(共5303字).docVIP

失地农民媒介素养与可持续生计关联分析(共5303字) 本文 农民失去土地是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失地农民在为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从农民身份转向市民身份的巨大挑战。某种意义上说，失地农民群体的安置工作及其身份转型关系着城市化的进程与质量。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和难点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1]。从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出发，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影响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制度的障碍，其二是失地农民自身主体性素质障碍。毋庸置疑，为了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工作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按照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失地农民近期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解决。但是失地农民主体性素质的欠缺成为制约其可持续生计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缺乏非农产业的从业技能，面对巨大的环境变化与身份转型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冲突与困惑[2]。 面对失地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就业难的严峻局面，各级政府都在探索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典型做法就是通过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我们看到，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我国各级政府还是相当重视，启动了失地农民培训工程，举办各类有关培训班，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培训。然而该项工作的效果却一直不理想。这固然有培训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这种培训也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不能从更基础的层面解决失地农民身份转型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转换角度，探索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新途径。[3] 在当今的媒介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对每一个公民生活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媒介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因此，考察失地农民与媒介的关系，探索如何让失地农民能够“建设性”地享用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身份转型，建立可持续生计，提升其生活质量就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崭新视角。[4] 一、失地农民媒介素养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 考察失地农民与媒介的关系，则必须引入媒介素养的概念。媒介素养概念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对其概念与内涵的解释存在一些分歧，有学者经过分析认为，媒介素养概念包括三个层面，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但是相比较而言，能力模式的媒介素养概念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因此，基于能力模式，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在1992年提出了媒介素养的定义，即媒介素养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从更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素养内涵来看，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信息的认知、理解和参与三个层次。从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来看，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大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其生活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因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失地农民媒介素养水平与其可持续生计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较高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失地农民获取更多的非金融性资产 资产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建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惯常的理解，资产往往等同于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或住房等），但是在可持续生计的框架下，资产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非金融性资产在失地农民的可持续性生计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苏州市近郊失地农民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有35.4%、31.2%和12.5%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以“获取信息”、“娱乐休闲”和“沟通交流”为目的的媒介消费行为；而分别有10.3%、4.6%和6.0%的受访对象选择了以“打发时间”、“学习技能”和“有目的的媒介消费行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上述媒介消费行为无一不是与非金融性资产的获取密切相关的。但是媒介接触状况与媒介消费动机只是提供了失地农民获取非金融性资产的一种渠道或者说是可能，实际获取状况则取决于其自身媒介素养的高低。 （二）媒介可以缓解和调节农民在身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困惑 “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为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环境就适应．否则就无法适应新环境。”[5]显然，失地农民在由农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