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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对乡村典型的政治影响(共6831字) 乡村典型作为政治橱窗里的展品，为获得推展乡村典型政治的势能，经常被以理想纯化的宣传推至很高的地位，以突出其政治追求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却难免经常出现人为拔高脱离实际的情况。而乡村典型也善于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如南街村毫不讳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宏图大略，而华西村宣称“看社会主义”则要到华西，这样的说辞确有一定的经济成绩作支撑，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却难掩其乌托邦色彩。乡村典型作为市场主体要生存下去，当然得“做事时自有妙法”，高调的理想正可以被编织成遮掩实利追求的迷彩服，一方面自我圣化其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一方面雇佣大量外村廉价劳动力，以纯粹的市场逻辑悄悄置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想，风生水起地玩转市场和意识形态。这当然也是因为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新时期，村庄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经济理性就不太可能创造出显赫的经济成绩以晋升为乡村典型，而缺乏光鲜经济成绩的乡村典型也会失去立身之本，备受质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被认为超越一般乡村社会的乡村典型，也直言不讳对于利益的追求，如天津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上世纪80年代说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话，既含蓄又直白地道出了乡村典型生存的潜规则和硬道理。所谓“向前看”就是要认真学习时政，熟知国家方针政策，把准政治脉动，走对政治路线，看似乡村典型的政治追求，实是其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是经济理性的体现;而“向钱看”可看作对于经济中心的粗陋解读，是乡村典型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的必然体现。在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下，市场理性必然主导乡村典型的运行逻辑，只是过于直白的利益观使得作为典型支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崇高性荡然无存。乡村典型政治的理想仅是装点乡村典型的美丽花边。因而，被寄予政治厚望的乡村典型颇为吊诡，乡村典型所实际展现出来的东西和人们意图通过乡村典型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不可避免出现鸿沟。 市场经济所培养的理性精神还会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对于树立乡村典型工作方法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由于乡村典型政治能营造出一种浩大热烈的浪漫主义的动员氛围，被好大喜功者当作理想的工作方法。但乡村典型政治对权力的依赖和对示范可能性的主观认定，必然带有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刻板的官僚主义的特征，形式重于内容，很难有实质性作用。而市场逻辑的优势就是不拘一格的灵活性［3］，会自动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摒弃任何形式主义，从而削弱对于乡村典型政治的工作方法的理想化期待。在市场经济下，乡村典型不仅要看起来很美，而且不能造成东施效颦的恶果，否则，乡村典型政治很难行得通，乡村典型也免不了遭到最终被抛弃的命运。如小岗村经验能帮助大多数农村解决温饱而被普遍仿效，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红极一时的乡村典型，却也只是纯粹的农业典型，因此大包干在大邱庄和华西村等具有工业基础的明星村庄照样行不通。这些村庄继续原来的集体管理体制，以便把分散的稀缺资源集中起来办企业，发展村庄经济，为中国农村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些村庄也成为更受推崇的典型，其发展经验受到青睐并无不妥，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被以“农业学大寨”的方式在中西部乡村强制推行的时候，成功者凤毛麟角，失败者满目疮痍，不但没给中西部乡村带来发展，留下的债务一度成为束缚这些地方发展的沉重包袱。所以，乡村典型虽甚合某些人之理想，也能激起农民之向往，但在一个具有更多自主选择权的时代，农民会以自己的经济理性加以评判，如果乡村典型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乡村典型政治只能徘徊在大多数村庄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市场经济的法治导向对乡村典型政治的人治导向的制约 理性经济人对于利益的全力追求会打开“潘多拉魔盒”，放大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所谓“利之所存，行之所尚;利之所去，行之所息”。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其健康运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须以明确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动，保证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引导人们确立合理的行为预期，所以，市场经济即规则经济，它内在地要求规范有序。经济活动作为人类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经济规则具有统率作用，“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成熟最权威的规则，不仅是经济运行的依据，也是政治运行的依据。因此，法治是现代人类经济、政治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乡村典型政治可谓中国人治传统的现代翻版，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受到法治的制约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检视当代中国乡村典型政治的历史，单以树典型而言，就充满了偶然性。树典型虽是政治所需，却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多取决于领导人的喜好，具有明显的人治特征，成为运动式治理的手段。“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的三十年典型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小岗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实际上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