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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视角下的精神病人监护制度 郭蒙 122727 方向：医事法 摘要：我国监护制度附带浓厚的亲属自治和私法自治的色彩，被定位于纯粹的民事制度。对于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监护介入行政权，裁决监护人之间的监护纠纷、确认监护人与精神病人监护关系以及政府对精神病人承担补充监护责任，从宏观上改变现有监护制度的痼疾。通过检讨《精神卫生法》中的监护制度，采取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救助等措施更深一步的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关键词：精神病人监护 行政确认 行政裁决 监督 近年来，各大新闻媒体有关虐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暴力砍杀他人以及“被精神病”的有关报道频频出现，这与相当数量的精神病人缺乏监护，监护人不能很好履行职责有很大关系，当然也有一些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缺乏能力实施监管等因素推波助澜，造成了精神病人肇事“事前没人管，事后也没人管”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审视我国精神病人监护制度是否存在问题。 由《精神卫生法》44条若干款项引发的思考 现行精神病人监护制度主要内容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担任监护人；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可以担任监护人；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无近亲属，也无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或者朋友愿意担任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1]。虽然村委会或居委会能够参指定监护人，这种指定属于单位或者自治组织内部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公权力行为。民政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能够担任监护人，与其它类型的监护人并无区别，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它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将精神病人监护制度是纯粹民事法律制度。 我国2012年10月份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取消了强制医疗措施，采取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愿住院治疗原则，不难思索，由于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有所欠缺，其大部分权利是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的，对监护人制度的规定是否恰当，是否能真正保护精神病人的切身利益，是这一新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精神卫生法》44条1、2、3款如此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即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监护人可以随时要求患者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医疗机构认为前两款规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宜出院的，应当告知不宜出院的理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仍要求出院的，执业医师应当在病历资料中详细记录告知的过程，同时提出出院后的医学建议，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应当签字确认。综合精神卫生法的诸多条款，可以推敲出第2款规定，在有伤人危险的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痊愈而要求出院的情况下，只能由监护人决定或监护人依据院方的诊断做出决定，这种“谁送来，谁接走”又继续重演。 《精神卫生法》有关监护人的制度明确指出完全适用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制度的规定，然而传统的监护制度中精神病人有多个监护人，这种监护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由谁最终代替其行使权利？监护人是否有监护能力，真正保证精神病人恢复人身自由？法院在觉监护人间有关指定不服的争议有一定的诉讼时间差，由此造成的时间上的位置空缺怎样弥补？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只能约束本单位或自治组织的人员而不能约束单位或自治组织之外的人，那在人口流动如此快速的社会里传统的监护纠纷裁决方式是否还具有操作性？由于一直缺乏必要的对监护人的监督，监护人滥用权利的悲剧不断上演，是否应该有所反思？ 行政权介入精神病监护制度的必要性 要解决精神病人监护领域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要从行政法学角度下审视监护制度，合理定位亲属自治和政府在监护制度中的作用。 首先，学术界对于精神病监护性质持两种相反的观点，职责说认为监护本质上是一种职责，是纯粹为被监护人利益而设，是一种义务；权利说认为：监护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属于身份权范畴。监护权是指监护人对于不能够得到亲权保护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所享有的监督、保护的身份权[2]。笔者更同意职责说。因为精神病人的监护不同于未成年人监护。未成年人的监护因年龄的问题而有临时性，因其基于亲权而使被监护人成年后对监护人负有赡养义务。精神病人监护一般是长期性的，如果精神病人患病状况未改变，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可能是终身的，且监护人也很难从精神病人处获得赡养回报，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此说来，监护作为一种责任，除精神病人亲属关系外，需要根据公平负担原则确定监护人，也就不排除社会组织和政府作为监护人。 其次，将精神病人监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