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审美同一性研究(共2414字).docVIP

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审美同一性研究(共2414字) 一、从一定意义上讲 京派可以说是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合一，既肯定文学的审美主义，又追求文学的启蒙功能。因此，从审美立场看，朱光潜和京派其他作家都信奉审美本位主义，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化。京派对艺术审美性的坚持，对艺术政治化和商业化的拒绝主要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的摒弃。当时的左翼文学主张文学的高度革命化和政治化，海派文学则追求文学的商业化和都市化，京派则认为文学既不应严重政治化，也不应过度商业化，文学应该走中间路线，注重对个体生命情感经验的书写，特别是对艺术审美特性的坚持。朱光潜坚持对人生和艺术采取“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态度，提倡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艺术和人生。在《“慢慢走，欣赏啊”》一文中，他强烈要求人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这丰富华覆的世界，否则人生便是了无生趣的囚牢。其他京派作家也如此。如梁宗岱把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纯诗”;一类为“国防诗歌”。他认为“纯诗”追求的是“精深”“纯粹”，而“国防诗歌”往往容易流于“浅薄，平凡与庸俗”，因此，他倾向于“纯诗”的创作。在李健吾看来，“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灵性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京派对审美本位主义的固守也起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拨。五四新文学提倡文学的白话文运动，这固然摒除了文学的“贵族气”“山林气”及古典意味，建立了“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但这种一味推崇“做诗如说话”的文学运动，剥离了中国文学固有的内在韵律和美感，这就为京派文学坚守审美本位主义提供了充足理由。在《诗论》中，朱光潜认为，由于不了解西方诗及中国格律诗的实质，所以“五四”后的新诗往往一览无余，缺乏深永的节奏和韵味，故而朱光潜认为新诗应该学习中国古代格律诗及西方的诗歌，培养新诗的审美品质。另外，京派审美本位主义的主张还起始于对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美学思想的坚持及20年代以来新月派、语丝社等文艺思想的固守。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朱光潜。胡经之在谈及自己旧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经历时说:“杨晦要我先读蔡元培，再读梁启超，后读蔡仪。……朱光潜则为我另辟蹊径，……他说，他研究美学，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早，印象深刻，要我不妨也从王国维着手。”而王国维和蔡元培由于受康德、叔本华及席勒美学思想的影响，在美学理念上提倡美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性质及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反对艺术和审美的功利性，这些对朱光潜都影响深刻。固然，京派主张艺术及审美的独立性，并非要完全超越于现实，而是蕴藏着很深的淑世主义情结，企图以“道德的、美学的力量实现文学的社会效用”而已。 二、就艺术理念而言 朱光潜及其他京派作家都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及极端的理想主义，而崇奉陶渊明式的田园写作。京派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及极端的理想主义，在理论上受到了叔本华“意象说”、尼采“日神精神说”及布洛“距离说”的影响。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提倡对人生的痛苦与不幸采取“凝神观照”的静观态度，通过把悲惨的人生景象凝定为一副优美的图画，人才能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叔本华和尼采这种静观的人生态度暗示艺术必须和现实保持适度的距离，反对艺术对生活现实采取自然主义式的实录和理想主义的想象。布洛的“距离说”则要求艺术和审美必须与对象保持适当的、“不即不离”的距离，否则审美距离过远或过近都会导致审美活动的无从发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曾这样说道:“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要拿人的力量来弥补自然的缺陷，要替人生造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它和实际人生之中应该有一种距离……所以严格地说，凡是艺术都必带几分理想性，都必是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的。”当然，京派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和极端的理想主义还受到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中和”美的影响。“中和”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精神，它讲究不温不火、不偏不倚、温柔敦厚、和谐中庸。因此，在创作上，京派作家大都远离惨烈的现实人生，不热衷于表现黑暗与暴力，而是“倾向于静僻的乡野和虚幻的永恒，如沈从文精心构筑原始的人性和边城风物，废名潜心于恬淡自然的山水风情与乡野人性，何其芳编织了‘扇上的烟云’，梁宗岱捕捉刹那间的‘永恒的美’”。在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大多数京派作家倾向于具有宗法色彩的乡村文化。他们认为在乡村中尚残存原始的、温暖的人性及人情美，而都市文明则完全充满了虚伪、庸俗与自私。因此，陶渊明就由然成了他们敬慕的对象。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俞平伯、李长之等都写有关于陶渊明的文字，梁宗岱甚至把陶渊明的一些诗歌翻译为法文。对此，有论者说:“从审美情趣上看，‘京派’小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心仪陶渊明，这种选择使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对田园牧歌情调的倾心向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