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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音乐社会学论文(共6420字) 一、《打黄沙会》———战争中诞生的音乐武器 通过对文献的追溯，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沂蒙山小调》诞生于烽火连天的1940年，最初的名字叫《打黄沙会》。从音乐创作上看，这是一首依旧有民歌旋律而填词的作品，其填入的歌词便是填词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时的生活状态与意识形态最佳体现。《打黄沙会》的歌词共8段，其中前两段歌词:“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地见牛羊”主要是歌颂沂蒙山的自然风光与当地民众的淳朴生活。这其中所蕴含的无疑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提到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形态所衍生的故乡意识与乡土情结。因着这意识和情结，这些世代粘着在故土上劳作的“劳者”会由衷地在由他们心底飘出的歌声中“歌其事”、“赞其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沉淀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骨子里的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执着延续。自第3段起，歌词转向了对当时国民党专员控制下的反动组织———“黄沙会”的控诉:“自从(那个)起了(哎)黄沙会，家家(那个)户户遭了秧。”而在第4至第6段中，歌词分别从“强逼青年上山岗，硬说俺那肉身子能挡枪炮”和“装神弄鬼把人害，烧香磕头骗钱财”等几方面具体揭示了“黄沙会”的恶行，并在第7段中用“八路神兵从天降，要把害人虫消灭光”作为对比，由此生动而直接地将害人的“黄沙会”和救人的“八路军”，及其各自所代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政治力量放在了对立面上。及至第8段，“沂蒙山的人民得解放，男女(那个)老少喜洋洋”的歌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革命老区的沂蒙山人民的政治立场，也明确地反映了在那个大动荡时期，由剧烈的阶级矛盾所引发的阶级斗争成为当时这一地区，乃至全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内容的基本面貌。在歌词所反映的上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就音乐美学观念而言，在这一版的填词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上世纪30年代由“左联”作曲家们发起的左翼音乐运动中所提倡的“音乐应作为解放大众与争取民族独立之武器”①的音乐功能观、音乐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和出发点，以及“中国新音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生活要求，积极地鼓励组织中国人民起来争取建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的艺术”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此外，选取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作为旋律并配以生活气息浓郁的口语化歌词的做法，鲜明地体现了当时音乐创作中“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审美诉求。民众熟知的音乐旋律加上质朴直白的歌词语言，显然已经构成了《打黄沙会》流行的内在品质，但作品能否流行起来还要依赖于其受众群体的广泛程度和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表演与传播环节的配合。从受众群体看，由于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左联”音乐作品的创作为了“主动地满足、引导民众积极的精神需求”③，向作为其主要受众群体的工农兵阶层的大众化审美诉求靠拢，从而导致这首带有浓重泥土味道和阶级斗争意识的作品不能为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政治对立阶级和部分精英阶层———所接纳。而就表演形态和传播方式看，限于当时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这首民歌所采取的只能是清唱或加入简单伴奏乐器的表演模式，以及建立在这一模式基础上的音乐表演者和听众之间“‘面对面’的透明性传播”④的自然传播方式。这样的表演与传播方式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传播时空。囿于上述原因，《打黄沙会》在上世纪40年代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武器”而流行于鲁南地区的工农大众和八路军中的“革命历史民歌”。 二、《沂蒙小调》———建国之初走向全国的“山东民歌”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山东社会在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换也彰显在《沂蒙山小调》的变化中。就歌曲本身而言，在歌词方面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以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一版，即1964年山东籍歌唱家韦有芹在“上海之春”音乐周上所演唱的版本为例，原歌词第3至7段关于“打黄沙会”内容的消失，取代它的是象征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业成就的“高粱(那个)红来豆花(哎)香，满担(那个)果蛋(哎)堆满场”，和表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与乐观之情的“幸福的生活(哎)多美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这样的转变削减了部分原《打黄沙会》版本中的强烈阶级斗争意味和武器论色彩，增加了由衷歌颂家乡的质朴情感的表达。加之韦有琴以“本嗓”为特色的发声方法，更加凸显了歌曲的民族意韵，从而促使《沂蒙山小调》脱离了“革命历史民歌”的队伍，转而跻身“山东民歌”的行列。同时，由于歌词内容的变化导致其标题由《打黄沙会》变更为《沂蒙小调》，这样的标题又为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标识，提升了其日后成为山东标志性地域音乐文化符号的辨识度。另外，从作品的受众群体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工农联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