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中的云南探讨(共5947字).docVIP

沈从文作品中的云南探讨(共5947字) 本文 沈从文笔下很多生机勃勃、优美恬静的自然景物常常成为他抽象沉思的触发点，由外到内，由物及心，如此由具象到抽象书写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呈贡春天的田野微风吹拂，绿浪翻银，油菜花萝卜花黄白相间，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这种庄严而华丽的景象洋溢着生命气息，沈从文正骑着瘦马踽踽独行，凝思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的种种意义，一群女孩子骑马从他身边跑过，在打闹中把梨骨打在我身上，却不知道表示歉意，作者将眼前自然景色与人事对照，感到极为痛苦。所谓女性“解放”，似乎只解放了“胃”，而“头脑”却没有解放，“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徒具生命的空壳。由此回想起20多年前在酉水见到一个老兵孤独死去，这使作者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4］为进入凝思默想的状态，作者需要宁静与孤寂，“我需要清静，到一个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5］，“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6］而呈贡乡下优美、恬静的原野，和谐、自在的乡居生活，使沈从文得以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扰攘，进入抽象思索的精神世界，对生命的真谛作形而上的探寻，试图重新找回自我。黄昏时湖边竹园里画眉婉转，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使自己感到悲哀，虽然觉得自己始终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7］“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8］看着原野中的一片水塘泽地，一些瘦小芦苇，一株半枯柽柳，一只死兽骸骨，一只干田鼠，而只有沼泽地角落里开着的一丛丛报春花，透露出一丝生命的讯息，是作者感到“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9］沈从文之所以从闭塞的湘西闯入都市，本意是为了“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10］使人生这本大书的内容更丰富，在都市拼搏了20余年，实现了理想，得到物质、地位、名誉而成为“城里人”，但在城市里却没有归宿感，“乡下人”那种的素朴、简单与健康的生命形态与自己渐行渐远，丧失了“自我”，生命变得空虚，生存变得烦琐和无意义。作者在这种恬静和谐的大自然中，内心充满焦虑，试图“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11］找到一个新生的自我。 在沈从文看来，大自然中之万物，无不相契相通，深具神性与灵性，无不深具生命的真谛。“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12］美在自然，美在情感，美在生命，美在神性之中。云南的云素朴，而人的性情也挚厚而单纯。［13］饭后漫步于翠湖边，阳光朗照，举目临眺，看到叶落花谢，清水乱草，而感到“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14］。在潺潺流水中，无数小鱼小虾，随流追逐，怡然自得，各尽其性命之理;慈姑的小百花，开得很有生气;成双成对的鹡鸰，在豆麦田中一起一伏，充满生命自得的快乐……宇宙万物，生命形式多姿多彩，仪态万方，“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存乎其间”。［15］而人存身与这万千生命之中，与之相契合，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 沈从文小说中的“云南”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小说创作数量大量减少，8年仅发表小说13篇。期间作者曾编《乡村琐事》集，包括写于1935－1946年间的《张大相》、《王嫂》、《乡城》、《笨人》、《乡居》、《主妇》6篇，除发表于1935年的《张大相》外，这些小说取材自居住于呈贡时乡居生活琐事，描写乡居生活的种种人情世态;另外，《虹桥》集中的《虹桥》也取材于云南，也可归属此类。这些小说展现了昆明附近乡村妇女随顺自然、乐天知命的简单素朴而又不乏诗意的一种自在人生形态。如《王嫂》中的王嫂为人性情忠诚而快乐，爱清洁，不浪费，从不偷懒，做事有条理，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虽一个月只得八块钱报酬，但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洗衣做饭、喂鸡喂狗，无不料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得主人一家尊敬。女儿难产死了，她很是伤心，但一想到女儿男人、婆家人的好，心里便有了一丝安慰;敌机轰炸，大家忙着出去躲避，而她则相信炸到自己头上的机会并不多，照例做自己的事;空袭后儿子幸运脱险，使她悲喜交加。她有自己素朴简单的希望:积攒钱回乡下买一亩二分地，儿子长大进军官学校，接一房媳妇，并有十亩地、两头水牯牛的嫁妆并心满意足了。《乡城》中的王老太太虽有30万的家当，那一屋子屯的煤油，三个仓房屯的青盐，几箱子田地和房屋纸契，“对于她似乎不大相干”，“并不能改造她的人生观或生活方式”。［16］《乡居》中70岁的房东老太太，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