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一次关于课程的突围（原创）.doc

一、围城：语文变革时期的三重围堵 从事语文教学转眼已28年，虽然不断有行政事务加身，但从未离开过语文课堂，有时想来还真是一种庆幸。28年，语文的酸甜苦辣倒也遍尝，但身在围城中的那种闷热长久不曾散去，尤其是2001年以来，一直“纠结”着，身边似有多重围墙，一个百年之问一直萦绕：死去，还是突围？ 这第一重围墙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矛盾。课改初期的“人文性”片面的强调了语文教学对于学生的“感染”和“熏陶”，我也不例外的在课堂的“光电声色”和“人文性”中渐渐迷失；而当看到有人把语文演绎为各种技巧技能训练，用大量的习题来替代学生生动、积极的言语实践的时候又痛彻心扉。我知道，我已徘徊于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两者的“统一”，路在何方？ 就在我高扬人文主义的大旗而自得的时候，发现学生的考分似在下降，于是第二重围墙在我心中形成，那就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冲突，我知道，学生要分数保升学，家长要分数保面子，校长要分数保品牌；而我，也要分数保社会评价。在极度沉默中终于爆发了，在一次全省的语文论坛上我作出了“语文死了”的“惊世骇俗”的呐喊——语文躯体残损：从课程的角度“窄化语文”；语文灵魂掏空：从教学的角度“功利化语文”；语文面目被毁：课堂的角度“去语文”；语文没人疼爱：学生的角度“轻语文”。还说，在“减负增效”的话语环境和课时量减少的现实背景下，语文更容易被蹂躏，尼采说：上帝死了；福山说：历史终结了；郑杰说：教育死了。我说，语文也死了，死在那个叫做“应试”的寒夜里。与会人员震惊并感同身受，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说“语文死了”只是在表达对活在我心中的语文的切肤之爱。 还有第三重围墙，那就是“代际”叠影下的无奈了。李海林老师曾经对“五四”以来语文教师进行了一次代际划分，共有五代，我就算是第五代吧（似乎有点老），也就是“新生代”，李老师说，不同代际的语文教师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其中后辈语文教师的“历史合理性”中包含了对前辈语文教师的“历史合理性”的超越。这种“超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后辈对前辈的拒绝和否定，这就是所谓“代际断裂”；另一种是后辈对前辈的吸纳和结构性调整。而我，正好生活在这个断裂带。一方面，对于前辈语文教师存在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的后现代思想又保持足够的警惕，有时我真的“不知道风朝哪个方向吹”。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徘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代际的叠影，三重围墙，围堵着我，让我艰于呼吸，我要寻找一种平衡，突出重围，是温儒敏教授“平衡也是改革，是前进”的话给了我鼓励，《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提出了“语文素养”这一核心概念，我要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语文教育目的入手，实现一种“平衡”。 但我知道，“语文素养”不能依靠“语文训练”完成，不宜对“语文素养要素”进行肢解性分析。如首师大教授王云峰先生指出的，“语文素养”是人的基本修养，是每一个人在长期语文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言语活动经验，其中虽然包含多种因素，但这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系。先生说，教师要创设多种方法和手段以及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形成语文素养。 “目标”找到了，路径似乎也有了，剩下的就是一次自我的突围—— ? 二、突围：“行舟文学社”和她的课程 ? 2009年9月，我从无锡“转场”到镇江工作，我开始了对于自己语文教育的课程改革，试图用课程的变化推动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我把目标瞄准学生的语文生活，一种相对完整的语文生活，同时又将语文生活化，“教、学、做合一”，成立了班级“行舟文学社”，“全员在社”。除了用好教材这一基本的课程资源外，还引导学生走进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实践语文；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培养学生好读书的习惯；引导学生多动笔、多动嘴、多沟通、多交流；不断丰富并拓展学生语文实践的空间，让学生在学语文、用语文的主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提升语文实践能力。 （一）行舟文学社——延伸生活语文的长度 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的改革，“文学社”也算上一种课程的供给吧，我总是提醒自己：我的改革上在“深水区”作业，弄好了，会有宝藏，弄不好，不淹死，也会呛死。做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有一种这样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 “文学社”叫什么名称呢？“教学生学”，我把“球”传给了学生，果然，他们传来了各种“名称”，其实，最后定名还是我的“主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是，他们在思考，思考新生儿的乳名，最后叫“行舟文学社”。当时我们正在学唐代诗人王湾在镇江所作的《次北固山下》，其中有一句“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我们取“行舟”二字了，记得我还布置学生对“行舟文学社”进行解读，虞心怡同学是这样说的：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一幅多么诗意的画面。这只小舟行走在浩瀚的文学大海上，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中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