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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机遇与挑战 　　摘 要：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将迎来众多机遇，如仲裁管辖的扩张、产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前景、国际商事仲裁格局的改变等。同时也面临着立法缺陷、地缘政治不稳定、竞争与淘汰的国际环境、ODR发展不足等因素的困扰。因此，需要我国针对客观现实，通过各种举措以期重新构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新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机遇；挑战；重建 　　中图分类号：F125；F4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5-0219-02 　　作者简介：杨习丽（1991-），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李佳佳（1986-），男，汉族，河南信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改革开放使我国由世界进步与发展的“旁观者”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对于我国国际民商事仲裁而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既充满未知的挑战，也孕育着无限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机遇 　　（一）扩张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相关因素 　　首先，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扩张。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级别管辖和特殊管辖来确定管辖权。这一规定限制了我国涉外案件受案范围。而我国《仲裁法》中却无此种要求。只要双方合意，可自由选择哪怕市县级仲裁机构予以仲裁。因此，地处“一带一路”前沿的中西部地区的仲裁机构所享有的仲裁管辖权及仲裁事项将得到极大的扩张。其次，促进中国常设仲裁机构的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人文地理、法系分属、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合作中所产生的纠纷，很难甚至有些不可能通过司法审判程序予以解决，仲裁的价值与必要性赫然显现。再次，仲裁员权利的扩张。虽然我国对于仲裁员的选任及职权有着严格的立法限定，但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可扩展仲裁员的权利范围。如他国国民可赋予中国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对于双方没有约定的仲裁事项，对仲裁协议的漏洞进行填补的权利。 　　（二）推动仲裁专业化、产业化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的专业化和产业化的趋势，将仲裁的司法性、审判性最大限度地与当事人的自治性与市场化相结合。如“仲裁营销”策略实施和“仲裁市场化”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例，该机构在每年度的工作报告中都把本年度的收案量作为重要的业绩指标。而在内部机构设置上，除设立立案咨询部、涉外业务部、海事仲裁部等部门，还专门设立了事业拓展部、仲裁监督部，提出了办案、拓展、监督三位一体、协调并进的发展思路，以进一步拓展仲委会的业务。 　　（三）重塑国际民商事仲裁新格局 　　当今世界各国大都在其国内法中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法律法规，国际公约中，最重要的当属1958年由联合国主持并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国际商事仲裁的中心及主要仲裁机构分布于欧美国家，这与环亚洲-太平洋经济带活跃的国际经贸交往现实不符，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经贸发展中的日益重要的地位不符。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可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主体，以香港仲裁中心为“第三种选择”，扭转国际商事仲裁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面，建立起以中国-亚太为核心的国际商事仲裁新格局。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挑战 　　（一）我国《仲裁法》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仲裁法》已实施二十多年，面对“一带一路”的“新政”，会显得“力不从心”。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仲裁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合理限制。主要表现为仲裁法中对于当事人有效仲裁协议的实质要件与行使要件的硬性要求，二是仲裁员制度的缺陷及运行失范。三是仲裁程序诉讼化状况时有发生，仲裁过程的司法化、审判化正侵蚀着仲裁的高效、低成本、灵活、自主等内在价值。四是我国仲裁法对于临时仲裁、友好仲裁及上诉仲裁（二次仲裁）等仲裁程序的立法缺失。 　　（二）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最为复杂和最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一是世代延续的历史问题，如二战及后续问题造成的中韩日间的隔阂与不信任；二是复杂的宗教矛盾，中亚、西亚与北非地区各宗教间及各派系间矛盾与积怨而致的中东问题、恐怖活动此消彼伏；三是领土争端的存在，印巴冲突、乌克兰危机、中印“藏南领土争端久谈不决。南海争端，日俄北方四岛争端，日韩独岛之争日演愈烈；四是域外国家的霸权干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煽动域内国家对中国进行挑衅与对抗。 　　（三）ODR发展的不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深入到各个方面，随之网络纠纷也越来越多，传统的诉讼审判程序不堪重负。因此，ODR这种网上在线争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