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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审视一种 　　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很少将中国的乡村视为一个宁静温馨的世外桃源，而是对乡村的凋敝、艰辛颇为痛心，对一些野蛮落后的习俗流露出激愤的控诉和深沉的忧思。尤其对于一些漠视女性尊严和人格，摧残女性生命意志的婚俗―如冥婚、冲喜、童养媳、典妻、卖妻等，更让他们在深切的同情中进行激越地批判。其中的典妻、卖妻，更是把女性异化成非人，把女性当成男性传宗接代、满足淫欲的工具。 　　粗略地看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就可以发现有许多小说涉及了这种典妻、卖妻的陋习。如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典妻），还有台静农的《蚯蚓们》、罗淑的《生人妻》、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潘漠华的《冷泉岩》（卖妻）等。这些小说都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既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成就，也成了窥视时代风貌、乡土人情的一面镜子。 　　典妻仅是把妻子“租给”别人几年，到期后妻子仍归自己，而卖妻则如出卖商品一样，转让了所有权。而且，典妻既可以是妻子离开丈夫几年，待为别人生了孩子之后又回到原夫家里（《为奴隶的母亲》），也可以是妻子仍在原夫家里生活，但每个规定的时间里，已付钱给原夫者可以和被典的妻同房（如《赌徒吉顺》）。至于卖妻，由于所有权发生了变更，丈夫基本上不可能再与妻子重聚。 　　典妻、卖妻将女性视为一种“物品”，虽然可能是贫困状态下的一种资源分配方式，甚至可能是女性在丈夫失去劳动能力之后主动吸纳劳动力的无奈之举，但这些行为毕竟是对传统人伦的破坏。对于这些现象，现有的研究一般都立足于社会批判（部分论述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进行鞭挞，对女性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进而对造就下层人民穷苦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其实，从文化、伦理的层面来分析这些陋习，它们所折射的不仅有男性主导的社会里艰难挣扎的女性身影，更有“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包括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方面）。因此，本文准备从典妻、卖妻过程中丈夫的感受出发，分析“乡土中国”的一些基本特征。 　　耻辱―男权社会的烙印 　　在这些涉及典妻、卖妻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丈夫并非轻易就决定典妻或卖妻，他们往往是被穷窘折磨得无法可想时，“于是他再往近处想，终于他的想头只落在他妻子的身上”（罗淑《生人妻》）。而且，丈夫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交织着愧疚与深深的耻辱感。 　　吉顺（《赌徒吉顺》）沉溺于赌场中丧失了人性，放弃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最起码责任，但文辅先生要他典妻时，“（他）觉得这是何等可耻而羞人的事！宁可让她们饿死罢，我不能蒙这层羞辱”。这时，吉顺刚刚赢了钱，自然还有这个底气，等他一文不名再去求文辅先生时，对自己名誉上所受的损失其实仍是耿耿于怀的。 　　李小（《蚯蚓们》）决定卖妻后，觉得周围的景物都在嘲笑他：“天下竟有这样卑怯无用的男子。”在将要把妻子送到他人家时，“在他的心中不仅存留着伤痛，却重重地蒙上一层耻辱”。 　　本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现在，虽然不是由于妻子的过错而失节（如果是的话，妻子只好去自尽），但在男子心中，妻子将要失节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在这些丈夫看来，像这样把结发妻（不一定是爱妻）送出去给别人，自己做“乌龟”，是天底下最丢人的事，是对男子自尊心的一次沉重打击与羞辱。 　　已有论者指出：“在这种习俗的背后，是宗法制社会的重血缘承续这一核心的观念。”（陈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因为，典妻、卖妻的风俗虽然与贞操观有背离，但正合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对于那些接受他人妻子的男子来说，大部分是因为血缘承续的原因，这确实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的某些特点（传宗接代）；还有一些则是受纯粹的生理欲望支配，并在潜意识里也满足了“占有他人妻子”的阴暗心理。 　　但是，从典妻、卖妻的丈夫的感受出发，其“耻辱感”有更丰富的阐释空间：他们关心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关心他人的议论和讥笑，用“耻辱感”淹没了自责与忏悔，是一种自私怯弱的表现；他们在此过程中漠视妻子的感受，体现了男权中心的冷酷无情。 　　内疚（负罪感）―男权话语下的情绪涌动 　　其实，在耻辱感之后，面对着发妻，这些丈夫也很容易产生一种深深的内疚。 　　李小（《蚯蚓们》）在分离前的夜晚对妻子说：“我真对不起你，使你走到这条路。”《赌徒吉顺》中吉顺在已经和人商谈好了典妻的事宜后回到家时，忽然意识到，“谁能在失意时，和她一样的，体贴我，安慰我呢？”在妻子温柔的怀抱中，吉顺一次次地涌出了真挚的眼泪。“呵！我的罪恶！我的罪恶！我不应向上帝忏悔，我至少总应该向她们赔不是，至少是我辜负了她们，对她们不起。”作者赋予了吉顺不可思议的细腻情感，让他在离别的氛围中强烈地意识到了伤感和内疚。《生人妻》中的丈夫已决定将妻卖出后，待见到妻，“内疚像毒虫的口，在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