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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为何会失灵？ 　　政府干预必要与否是一个伪命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施展政府干预才是真问题。要让政府干预走上正道，必须让行政机制以辅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方式，而不是压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方式施为。 　　中国的新医改熬到了七年之痒。在过去的七年中，去行政化与再行政化的两股力量混杂并行，以致左右互搏。无论是市场机制的发育还是行政机制的施为，均未以纯厚内力为根基，导致以命令与控制为特征的再行政化力量，压抑了去行政化力量的发展，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市场机制并不相容的各路命令与控制之招，貌似威力无比，但却不可持续，不可复制。 　　与市场机制并不相容的命令与控制之招，多以价格管制的形式出现。事实上，在过去近20年间，为了抑制“看病贵”、“药价高”的，政府祭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价格管制措施，招招剑指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价格管制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屡试屡败的行政措施，而屡试屡败之本身又彰显出行政机制自身蕴含的魔性。 　　纵阅东西方历史，遍览全球性实践，价格管制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其缘由殊为简单：行政定价定得准的情形，千年不遇；即便碰巧遇上一次，也会转瞬即逝。价格总是定不准，倒是行政定价的常态。当行政定价低于市场价，就会出现供给短缺；当行政定价高于市场价，就会出现供给过剩。 　　价格管制失灵之理 　　中国医疗事业中的价格管制，一次又一次以鲜活的方式，屡屡证明了无数学者早已详尽论证过的价格管制失灵之理。 　　首先是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行政定价，主要是对大宗医疗服务进行低价管制，以体现医疗事业造福于百姓的“公益性”。既然仅仅靠医疗服务入不敷出，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医务人员，就只能靠卖药为生，多卖药必然应运而生，而以合理用药为基础的健康型医疗服务必然短缺。 　　继而，政府对药品购销实施了两道价格管制，即最高零售限价和加价率管制。前者适用于所有药品销售机构，既包括医疗机构，也包括零售药店，而后者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结果，对于在医疗供给侧占据主宰地位的公立医院来说，唯有卖贵药才能生存，因为只有进货价较高，合规的加价收益才较多。 　　再而，政府针对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药品购销，实施了药品集中招标制度。这一制度，既是药品的二次市场准入管制，也是药品进货价的管制，唯有中标的药品，才能进入公立医院（占药品市场约70%），而公立医院必须在进货的时候执行中标价。 　　在医疗服务低价管制不动如山的情况下，政府施加的三道药品价格管制，不仅引致了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而且还催生了公立医院的药价虚高。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最高零售限价（俗称“天花板价”）还是中标价（俗称“吊顶价”），无论由哪些政府机构来定，与市场价格相比，无一例外地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价格过低的药品，公立医院采购量少，药企无法薄利多销，自然就会停供停产。如此这般，公立医院自然就会、也只能越来越多地使用药价虚高的产品。 　　管制过多必然会带来腐败，价格管制也不例外。2015年，在反腐大浪的冲击下，发改委主导的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制寿终正寝了。天花板价格没有了，但吊顶价格依旧在，价格管制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药品价格虚高，并不会让药企赚取暴利，否则天底下股民，无需在股市中上下波动，提心吊胆，只需买入医药企业的股票，便可坐享其成。事实上，以药养医的公立医院要维持其运营，尤其是让医务人员在政府管制其工资水平（此系劳动力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获取额外的高收入，不仅要依赖于合规的药品加成明收入，而且还要依赖于不合规的药品回扣暗收入。 　　以药养医和药价虚高的结果，必然是药费高昂。中国药费比重，高居全球第一，无论是以药费占GDP的比重来算，还是以药费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来计。 　　一波又一波命令与控制之招 　　为了遏制药费高企之势，政府不得不使出一波又一波命令与控制之招。第一招是由价格管制部门进行的30多次行政性药品降价，这宛如“化骨绵掌”，让物美价廉药品的生产者筋骨尽裂，许多救命神药（例如媒体报道过无数次的鱼精蛋白）处于基本上停供的境地。身处险境的患者，竟然要通过千辛万苦的黑市交易，方能购买到救命神药。让救命的药品低价运行，结果却让“公益性”的目标受益对象，不得不在有药和无药之间的鬼门关徘徊。 　　第二招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使出，对旗下公立医院的药占比进行管制，或在绩效考核中加以强调。此招宛若点穴功，但并未点中以药养医的死穴，反而点中了笑穴。有医院为了在绩效锦标赛中夺取药占比考核的单项冠军，强力施为，结果伤己未利人。压制药品使用的措施走火入魔，导致医院门诊在百姓中留下了“只看病不治病（不开药）”的口碑，医疗服务量大减，而日益减少的患者也因检查费用的升高并未从管制中受益半毛钱。 　　第三招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机构使出，宛若繁复无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