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讲述.docx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陆 铭* 摘要：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讨论了城市活力的影响因素，提出人口密度和到中心城区的距离是决定城市新区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违背经济规律，建设低密度的社区，或者将城市新区建设在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将降低城市发展的活力。 关键词：密度、距离、城市发展 这篇文章有两个关键词：密度和距离。我试图用这两个关键词来简洁地讲述有关城市发展的故事。大家讨论中国问题时往往都是给定当前的条件，比如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目前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城市承载力，突破了自然条件极限。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所谓的承载力是不是与城市的技术和管理有关。 如果展望一下未来城市，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个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里非常热门的概念：垂直城市。举个例子，新加坡最近出现的楼宇形态，比如SCOTTS大厦，在一幢楼里同时拥有娱乐、工作、居住、绿地等多项功能。而当城市本身高度功能集约化，可以在一个单体建筑或一组建筑内集中大量功能的时候，人们的出行需求就相应地就没有那么大。垂直城市的产生加大了局部的人口密度，楼宇周围反而可以有更多的绿地。这种城市向上拓展的空间，其实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手段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承载力。类似的实践也正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万通集团的冯仑正在中国多个城市推广“立体城市”的概念，也就是垂直城市，他的目标是每平方公里土地以核心产业为导向，打造500—60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这样的立体城市可以实现50%的人在立体建筑群里面本地就业，因而不需要有大规模的通勤。 密度的故事 大多数人，尤其是老百姓，对于人口密度似乎总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但人口密度高并非是件坏事。图1是根据中国地级市数据画的一个就业密度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关性的散点图，可以看到，在就业密度越高的城市工资水平越高。如果把纵轴换成房价的话，就业密度越高的地方，房价也是越高的。怎么理解？一个直观的解释，似乎是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房价高，所以才需要有更高的工资。但是进一步思考，如果仅仅是因为房价高，为什么人们愿意支付那么高的房价呢？企业又为什么愿意因为房价高而支付更高的工资呢？其实在经济学逻辑里的一个可能性是：在密度高的地方可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企业愿意付高工资；有了高工资再买房子，房价才更高。否则，如果企业雇佣的员工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产出，他就不会愿意支付高工资。所以，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图1 职工平均工资和就业密度的关系 注：此图取自作者的《空间的力量》一书（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 再看城市的发展模式。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希望“生活在城市”，还是仅仅“活在城市”？这里涉及到要讨论的两种城市发展的模式。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如图2（a），有很多窄马路，但是同时有个别宽敞的主干道。在这样模式中，主干道是行车的，如果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车也可以开到窄马路上进行分流。我们往往认为宽马路可以缓解堵车，但事实上当马路太宽时，马路的条数相应也少了，于是宽马路的堵塞因为缺少小马路进行交通分流而得不到缓解（参见如图2（b））。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的行走，恰恰因为窄马路更适合人们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高密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以后，进每一个沿街商铺的人口就更多，这个“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如果人口密度较低，商业的发展就需要政府补贴。人口密度、人口流量不够高，这时，有限的需求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 在上海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图2（a）的模式类似浦西田子坊，而图2（b）类似浦东的联洋社区。这两个地方单纯看房价非常接近，但是田子坊有高密度的服务业，而在浦东联洋社区里服务业密度就很低；晚上，浦西田子坊的饭店往往要翻台，但是浦东联洋社区的饭店上座率基本只有80%。高密度还带来了服务业多样性：浦西田子坊有超市、健身房、卡拉OK，但浦东联洋社区服务业的多样性就要差一些。联洋社区的人出行方式高度依赖于开车，因为周边服务业配套不够。而从消费的价格看，浦西田子坊社区由于人口密度高，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因此商品价格更低。用标准化的商品——水果——作为参照来看，浦西田子坊社区水果既新鲜又便宜，而浦东联洋社区因为缺乏规模经济，水果相对更不新鲜，价格更贵。这样，在两个房价可比的社区，田子坊这样的社区才是